《日本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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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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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以汉字做基础,《古事记》,尤其《万叶集》,已显示出独特的日本书写体系的雏形发展。法律也显示出重大的修改,例如,相对于中国,刑罚在道德上宽容的日本较为宽大。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同,在日本分配土地时男女都有份,而唐朝分配土地女性根本没有。
  另一项对于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修改是“天命”。在中国,皇帝仅在有德行时,才能靠天命统治。如果人民认为皇帝无德,人民可能推翻他。这项习俗在日本被“忽略”,大和统治者与其接受人民的判断,毋宁自称是神的后裔将统治权合理化。
  我提及中国皇帝时故意用阳性代词,因为中国人偏好皇帝由男性担任。这是日本未加修改的一项中国习俗。虽然在很早时期日本有多达六位女皇,但从770年起至今只有两位女性登上皇位,两人都短暂在位且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两位女天皇是明正(1630~1643在位)与后樱町(1762~1770在位)。她们两人在位的时期都是天皇职位由幕府将军控制的时期。
  当然,生活不受朝廷的局限。尽管各方面大有发展,但老百姓仍承受许多苦难与饥饿。例如,730年的一份文件记载着安房村(在今日千叶县)的414户之中,至少412户人家生活仅够糊口。另一份文件记载着,在今日的福井县一所村落,1019户之中仅有996户生活够糊口。
  仅大约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开垦为稻田,因此没有足够的农田分配,政府的分田机构无法长期适当运作。而农业技术缺乏效率,这意味着土地开垦与利用存在许多缺失。甚至于许多已开垦的土地很快地荒芜了。
  农民也苦于重税负担,这大都是由异常热心佛教的圣武天皇(724~749在位)引起的。他不仅在首都建造东大寺,也分别在各地方(当时的地方单位称为“国”)建造国分寺,都是花费巨资建造的。他热心佛教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在735~737年天花传染病流行时,遭受大难。这次瘟疫消灭了若干区域的人口,全国总人口减少了约1/3。圣武感觉他本人必须为自己任内的这场瘟疫、若干次饥荒及其他灾难负起责任,因此他虔诚地转向佛教求助。
  

第一节 有限度地向中国人学习(2)
饥荒发生时,政府时有救济,而在诸如流行天花传染病等特别严重的灾难中,甚至对农民免税。743年修正的一项法律,允许垦地农民的家族永久拥有该农地,政府藉此鼓励农民垦地。当时土地愈来愈倾向恢复私有制,这项法律修正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一般而言,对于占当时总人口95%的农民来说,税负愈来愈重。由于愈来愈多宗教机构与贵族家庭不必纳土地税,纳税负担就更加转移到农民身上。在收成不佳与重税压力下,许多农民干脆离开其土地,到免税的寺院与贵族私人庄园工作,并接受这些豪族的保护。但事实上,庄园生活对他们不一定更好。这些地主可以向那些在他们的庄园中耕作的农民抽税,而有些地主比政府还要无情。
  关切社会的《万叶集》诗人山上忆良,他的诗大都是在奈良时代早期完成的,我们借着他的诗多少能了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他的一首诗《贫穷问答歌》,记录了一名贫穷男子与一名更贫穷男子之间的对话。后者的对话如下:
  人说天地宽,于我如立锥;
  人说日月明,于我似长黑。
  众生皆平等,何我独困顿?
  出生不由我,奈何逊他人!
  裸袖衣无棉,垂肩如乱藻;
  屋破宿雨漏,墙倾似欲倒。
  夜眠稻草堆,父母挤一枕;
  妻儿横脚底,脸上有泪痕。
  厨下无烟火,锅中蛛结网;
  粒米无可炊,寒鸫徒自伤。
  又逢村保来,挥鞭复咆哮;
  催租声声急,天色已破晓。
  有道是:短木偏作两头切。
  世道岂真这般糟?
  忆良其他的诗让我们进一步洞察当时的日常生活,诸如疾病的流行、生命无常的佛教观。他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观察是,人们普遍对老人缺乏尊敬。作为一位年长的儒者,忆良特别对偏离儒家原则尤其敏感——这样的偏离再度显示日本人采纳中国事物有其限度。在他写的《生命无常哀歌》诗之中,他哀叹青春逝去、老年到来及老年人生活:
  腰际缠家当,
  蹒跚沿路行,
  嘲此复恨彼,
  世路皆如此。
  然而,那个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中央政府,它的总税收额逐步减少。豪族庄园愈来愈独立,也侵蚀了百姓对中央权威的尊敬。到了本时代末期,中央政府权威已衰微,这无疑地因宫廷派系之间的倾轧而加剧。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一时期是律令制全盛期,律令制原本旨在将皇室权威传播至全国各地。
  

第二节 朝廷兴亡(1)
平安时代(794~1185)
  桓武天皇(781~806在位)在平城特别不愉快,784年,他决定再度迁都。没人确切知道他何以要迁都。势力强大的佛寺愈来愈多,可能使他感觉在平城受到压迫。或者,既然那些年头有那么多灾难,他可能认为平城不吉利。无论如何,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犹豫几年后,794年,新首都终于在平安建立起来了,位于平城以北不远处,即今日的京都。和平城京一样,平安京也是仿中国式格子长方形模式建造的。和平城不一样的是,平安京做首都超过一千年。
  在平安京,朝廷在许多方面都达到顶点。在宫廷的优雅、艺术追求及仪礼方面,平安朝可匹敌世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宫廷。然而,宫廷愈是优雅,它愈与现实脱节,而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平安朝产生华丽的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例如,1004年左右,宫廷仕女紫式部写下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源氏王子的故事)。全书超过一千页,字里行间透露出绝等优雅的宫廷生活:
  三月廿余日,春之殿里的情形,花色花香似较往年为盛,鸟音婉转,也显得格外悦耳动听,真叫人奇怪:难道这里的春天还不过去吗?园中假山的树丛啦,池中的小岛啦,还有那苍翠的苔痕等等,若只是远眺,怕不足以满足年轻人,遂令人急急备妥早先已修造好的唐式小船。当其下水之日,特召来雅乐队,使鸣奏舟歌。亲王公卿,前来参观者甚众。
  王子们与朝臣们没多少其他事可做。到了这一阶段,朝廷已失去其真正的政府功能,反而忙于业余爱好。贵族们辩论花卉或贝壳的价值,或沿小型水道漂酒杯给对方,或作雅诗。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务,而集中于正确的礼节、适当的服饰和完美的语句。
  同时,现实世界里地方武士愈来愈强大,在中央政府逐渐失去权力时,他们的权力则逐日增加。
  权力结构变化背后的一个主因,是私有庄园的持续增加。至10世纪,班田制已停止实施,而至本时代末期全国土地约半数由私人拥有。这些私有庄园大都免纳税,这意味着政府税收大为减少。
  私有地可以由包括购买在内的若干方式获得,但最重要的方式是垦荒。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因为开辟荒地而更加强大,因为通常只有他们才拥有获得工具与雇用必要劳工的资金。甚至那些设法以垦地方式获得土地的小地主,往往把土地捐献给能保护他们的有势力的家族。
  我们有必要谨慎使用“有势力的”(powerful)这一词语,因为在日本长久以来名义上的权力(权威)与实权之间有区别。首都的大贵族家庭可能有足够财富与“权力”动员资源垦地,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有实权维持土地的实际控制。实权较有可能由地方小贵族拥有,诸如那些被任命管理庄园的庄官。
  地方大庄园的拥有者在朝廷,很少去庄园。庄园实际控制掌握在庄官手中,这种不在地主制成为标准常规,愈至后期愈是如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乃是地方武士兴起与中央贵族没落的另一个原因。
  甚至朝廷任命的国司(地方首长)也派心腹到地方去,代替他们出任国司。如此,朝廷愈来愈与地方事务疏离,而中央对人民与土地的控制就更加削弱。
  情况不单纯是朝廷相对于地方逐渐失去权力。在朝廷内部,天皇也失去他的大部分权力。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摄政的起用。在平安时代大部分时期里,控制朝廷、非常有影响力的藤原家族,把摄政制带至极端。藤原家族惯常把女儿嫁给皇室,获得外戚地位。然后,858年,藤原良房(804~872)安排他的7岁外孙即位,随即自称摄政。尽管皇室偶尔反抗,藤原氏出任摄政的常规在良房之后仍旧继续,直到11世纪晚期。天皇的母亲大都是藤原氏。藤原家族的一个著名成员,藤原道长(966~1028)有四个女儿嫁给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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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朝廷兴亡(2)
第二个原因是天皇逊位早。和藤原摄政所使用的战术一样,年少者被扶持即位,但天皇不是被摄政操纵,而是被太上皇操纵。这被称为“院政”,在较早时期偶尔出现,但从11世纪晚期起很常见。太上皇利用院政,对抗藤原家族对朝廷的控制,例如白河太上皇(1053~1129,1073~1087在位)。
  摄政与院政的实施,加上其他许多权力角逐与宫廷倾轧,不可避免地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与威信造成伤害,并且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国家的控制。
  朝廷与中央政府衰微的同时,对中国事物的兴趣也跟着衰微。在本时代下半期开始很久后,对于男性贵族,汉文流利仍是地位的象征,但到本时代末期,汉文已属于古典教育。当时的日本人想到中国时,他们想到的是以前的中国,不是同时代的中国。当时,中国也处于朝代衰微期,唐朝已于906年灭亡。遣唐使已于9世纪停止派遣,此后几百年日本不再派使节团赴中国。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这阶段已没什么好向中国学习了。
  当中国影响力衰退时,国风文化更清楚地浮现出来。汉字被改为假名文字,这得归功于贵族妇女,因为男贵族不希望她们用汉文写作。和风绘画出现。和风诗歌也出现了,相对于华丽、丰富的汉诗,和歌的特色是轻描淡写和暗示。
  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出现了,诸如“滑稽”(おかし,okashi)与“怪可怜”(物の哀れ,mono no aware),这是在今日日本仍健在的审美价值。“滑稽”意指不寻常且通常有趣的事,常常是相当琐碎的事,诸如违反礼节。“怪可怜”意指人生美好但苦短,通常由自然的象征来表达。这种审美价值也在其他地方被发现,诸如拉丁文术语lacrimae rerum(物之泪),但在日本特别盛行。“怪可怜”一词在《源氏物语》之中出现一千多次,但其情趣或许由9世纪女诗人小野小町的一首诗最能表达出来:
  花谢了
  我在虚度中老去
  看着雨
  花谢了
  滑稽与怪可怜所代表的人生态度,似乎反映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末法。末法预测世界末日,这是人生虚空的终极证据。末法时代被预期从平安时代后半期开始,而这样的预感不仅限于朝廷内。末法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弥漫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朝廷里的许多大贵族当然似乎过着虚空的生活,但那些被派去地方任庄官的小贵族或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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