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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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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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深深地感知,在无数的上访者中,虽大有无辜善良者,但也不乏因为自身的秉性而致祸的。只要读读他们的状子或听他们讲一会儿话,就可发现在他们身上,常明显地有些难相处或易招惹事非的脾气,如偏激好胜、好出风头、多嘴多舌、尖酸自私、目无领导、专横暴躁、心胸狭窄、自作聪明、骄傲自大甚至理想主义等等,而且都有一张将这些德行充分展现、不甘寂寞、不顾别人感受、好显示自己聪睿高明正直的臭嘴。这些好象与政治问题无关、但如果又突出得与众不同了的毛病,一旦碰上*这样的气候,加之阴错阳差,便以各种形式演变成了他们政治上的灾难,所以,毛主席一再提醒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黄成的事当然也是个小小的内部矛盾,但他爱莫能助。他知道,上访者们都比较天真,都希望告上一状就立刻获得一张判决书的。

  他微笑着对黄成简单解释:

  “我们只接收反映,不开证明。”

  “啥子证明都不开?”

  “不开。”

  “收了材料呢?”

  “也不。”

  “收条也不打?”

  军官摇摇头,嘴里一个字也不恩赐了,合上了只给黄成记录了一页多的本子,套上了肥大的笔帽,站起身,好象要出去办点什么重要的事。

  黄成只得跟着站起来。他心乱如麻,违心地说了声:“麻烦了。”以期最后的礼貌能感动对方而扭转局势。此话果然有效,使军官暂且放下了仿佛应立刻去办的要事,缓步同他一直走到接待室门外走廊口,还和蔼地同他握了握手。

  出了接待站房院,黄成象掉了魂,狼狈地不知该去向哪儿了。

  接待站房院前的庭院里,徘徊着一些人,这些人全是从接待站里出来的,神情都十分恍惚,好象在接待室里挨了顿莫名其妙的痛打,也好象在里面丢失掉了什么,个个表情苦楚。黄成茫然而本能地走向他们。

  大家稍稍定神后,谁都担心惟独自己受了亏待,相互打听:

  “得了东西了吗?”

  对方立即反问:“你得了吗?”

  “唉——。”表情极其黯然。

  “我也没有。”

  于是,相对苦涩地摇头笑了。

  失败的平等,是医治绝望痛苦的良方,发现别人同自己一样结局,豁达的美德便产生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很快地亲近起来。大家不久就大体知道了各位是来自何省何地。

  友谊产生了,便相互简介冤情,骂*他们的那些王八蛋的娘,也替对方打抱不平,英明果断地出些隔靴搔痒的高招,指点迷津,互享着同情和理解。大家或蹲或站,或从这个人群走向那个人堆,谁也舍不得离开这难得进来的大院。

  他们以讥讽怜悯的目光,打量着那些从身边急奔而过的、刚进大门来的幸运儿,幸运儿们一个个都神情紧张两眼放光,兴冲冲地奔向接待室。他们又以幸灾乐祸的微笑,欢迎从接待室出来的新伙伴,新伙伴们都双腿沉重两眼呆滞,不知路在何方。

  有个已平静了的中年人,悄悄走到一旁,在一棵古柏树下,从提包里掏出用塑料薄膜包着的油条,揭扔掉薄膜后,扯咬起来,缓慢地咀嚼着思索着什么。大家斜眼关注着他的每一个动作,陆续沉默了,有人咽起了口水,有人想起了现状:一大早忙着赶来告状,虽然一晃已快到中午,自己却连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呢。

  可爱的金黄色油条,不仅使人们从无用的恳谈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肚子已空得难受,而且还使人极不愉快地由吃饭而联想到:已无钱回到那遥远的家乡了!

  家乡毕竟是家乡,在那儿,诚然被排斥、被欺负、被陷害,甚至被监督被打骂被关押,但好歹总有吃的和住的,多少还有亲戚朋友及同情者分忧,可以勉强挣扎着活下去,而这里,熙来攘往繁华雄伟壮观神圣美丽的一切,实质上对于自己全如一片荒凉的沙漠,呆下去只有饿死。

  使这恐惧普遍产生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来时多数都满怀着希望和信心,潜意识地以为到了北京把冤屈一吐,自己立即就成了好人,既然成了受冤屈的好人,中央除了在案情上要给自己伸冤报仇外,自然在生活上也会有所安排和处理,于是,在京的食宿以及如何返家等问题,也就不必劳驾自己操心了,更何况,身上多带了钱,万一被中央接待站发现了,说不定就不管你了,何必去给公家省那个钱呢,所以出发时就只筹备了来京的路费。有人还同黄成一样无耻地盘算过,等状告准了后,尽可能地别让政府把自己送回去得太早,要力争多玩几天。现在可好,卖物借债、历尽艰辛,竟是拼命地跑到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来了!

  谁都明白,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收容所,首都北京当然更有,但自己不是乞丐,是正大光明的受害者或真理在手的革命派,要的是怀揣圣旨荣归故里!哪能仅仅为了一张车票,在这儿故意沦落成讨饭、睡街头的叫花子后,再狼狈不堪地、让政府收容遣返回到自己的敌人手中去,那真比不来还糟!

  徘徊在古柏树林中,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是做了一个美妙的梦,这美梦现在变成了噩梦,不,比噩梦更糟糕,是在劫难逃的可怕现实!

  高耸参天的大柏树爷爷们,径自眺望着墙外的天安门广场。多少多少年来,它们已目睹了许多许多费解的事,身下这些惶恐的小蚂蚁,全然打断不了它们静默的沉思,只是在凉风吹过时,才轻轻地摇摇头,发出点冥想中的微微叹息。

  珍贵的油条,被众多的目光护送进了那张幸运的大嘴后,人们又逐渐交谈起来。对各人案情的关注好奇,不觉一致变成了对铁路的认真研讨,讨论哪条线哪次车查票严、而哪条线哪次车查票松,哪种货车好扒、而且停站少停时短,哪种货车则太坑人等等。大家来自全国各地,各自谈起赴京途中的感受和经验,铁道部的工作,便在这儿得到了最热心最公正的评判。

  突然,有两群人相互漫骂着,激昂地从接待站房院里出来了。他们每伙都有八、九个人,个个穿着入时,人人提着神气的高档旅行包,每个包都是眼下全国最流行的银灰色,和院内这些流浪汉似的邋遢鬼相比,他们简直是上等人中的上等人。这两拨人,显然是两对立派中各自的领袖、干将或随从,带着大把的公款钞票,刚下火车就争先恐后地赶到这儿来了—…怕对方捷足先登恶人先告状。这儿肯定没能解决他们两派之间的问题,又吵嚷着,不知要急忙地赶往哪儿打官司去。看来他们在北京还另有青天可找,谁对谁错,就看哪派的腿儿跑得快了。

  有个四十多岁的邋遢鬼,对着他们的背影小声喝彩:“嗬!干到这儿来了。”

  黄成自惭形秽,羞愧起了自己刚才冒充“总代表”的拙劣表演,人家这些头发光鲜、穿好衣服登亮皮鞋的人物,才象个代表或特使啊。

  同时,他还猛然醒悟:来告状的人都象这些赛跑的显贵们一样,只会各说各的理,接待站怎么会凭一面之词就签发“圣旨”呢?自己完全是出来白跑了,现在应赶紧回四川!

  黄成打算:出文化宫后,再看看天安门和金水桥,然后就去火车站,路途中,先寻一个小饭店,去最简单地填填肚子,还要找个邮局将信袋邮出。此时,也是在路途中的王府井大街,尽管天下闻名,却已不在他的心思里、没想到要拐进去观光了,对于被失望和拮据窘迫着的他来说,热闹的大街无异于天上的街市,最富丽豪华的商场也狗屁不值,他只想一步就回到四川成都。他有个老邻居兼好同学的哥哥,在成都四川大学当助教,自己也很熟悉,他想去寻求那位兄长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

  正当他在最后静穆地瞻仰天安门城楼时,观礼台旁一串动人的孩提笑声干扰了他,笑声是从一群人丛中发出来的。见有几个同自己一样失魂落魄的上访者也在那儿围观,他好奇地走了过去。

  被忘我的路人和倒霉鬼们围着的,是一个年青母亲和她的两个极漂亮小姑娘。两个较胖的小姑娘都仅一岁多,吸引人之处不仅是她们的美丽和干净,而且还在于她俩是一对相似得令人神往的双胞胎!那清澈的大眼,那使人想咬一口的胖脸蛋,那微黄的天然鬈发,那笨拙天真的动作和开心的笑声,那黑灯心绒背心、红连衣裙和白袜小黑布鞋,都神奇地一模一样,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小家伙坐在一片小地毯上,正抢玩着一个小花皮球,银铃般的欢笑声,将围观者感染得*出了笑容。

  虽有福气但很憔悴的母亲,疲惫地坐在小地毯角上,灰暗而相貌平平的面孔,更映衬出了珍宝般女儿们的美丽。心力交瘁而失神的她,在往一个白搪瓷缸里默默地掰硬饼,其动作之缓慢,好象预示着她在世上已活不长了。

  她顶多三十岁,头发与两个小女儿头上干净鲜嫩的柔发迥然不同,灰黄而干枯。没领章的绿军衣和黑裤子虽不破旧,也很合身,但已是很久未洗的了,上面好多灰白汗渍和结定了的尘埃。白袜倒还过得去,解放鞋却旧而脏,看得出那要坏了的军鞋已经历了许多风尘。细看之下,因奇瘦而可怕了的深眼眶面庞,竟暗藏着昔日惊人的风采,难怪她的女儿们那么漂亮。

  她身边有个酱色旧头巾系的大包'里面显然全是小孩用品'、一个半新的军用水壶和一个黄挎包,真不知她是怎样带着这些东西又驮扯着两个宝贝走路的。昨晚那个拍手哀歌的高个子北方农妇,挽着花布包袱站在她跟前,低头看着她出神。

  一个五十多岁的过路妇女,听见人圈里发出的天使笑声,客气地央人让道站进了人圈。她高大而略胖,齐耳短发,白色短袖衬衣灰色长裤,提着个小黑包,象个当干部的老大姐。老大姐微笑着惊异地打量母女三人,很有兴趣地注意了一会儿两个正在地毯上坐爬吮手的小家伙,俯身问那母亲:“你们哪儿来的?”口中是与普通话略有区别的北京话'黄成上前年来北京时,才领略了两种话不是一个调'。

  年青母亲没反应,两小家伙却抢着回答:“新疆!”“新疆!”口齿出人意外地伶俐,竟然是普通话,昂起一对白额头来,在晃眼的阳光下眨着长睫毛,两个小食指,各自指向了天上的某一方。

  北方农妇连忙蹲下去,怀里抱着自己的包袱,大声对母亲说:“有人问你了!”好象母女三人的告状有了希望。

  年青母亲不理她,仍专注地掰着手中的饼。两个小姑娘听不懂农妇的嚷嚷,惊恐地望着农妇,担心她要伤害自己的妈妈。

  农妇大约刚才已从年青母亲口中掏出了几句话,干脆站起来替她回答:

  “新疆来的,两天了。她男人是干部,打死啦。”

  大家一片沉默,看着两个不晓事的小家伙,各自展开了遐想。

  略胖的老妇人凝住了微笑,沉思地看了一会儿年青的母亲,默默地转身挤出去了。

  老妇人出了人群,步态犹豫地走了两丈多远后,停下来,想了想,打开小提包,低头摸索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手中捏着一张五元的人民币。

  有人注意到了她的手(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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