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他们吃完了，我发现自己的盘子也空了。于是，他们下楼时我紧跟在后面。出了门，他们往西，我往东……
在回理教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很早就听说出去读物理的人，最后还能留下做物理的，不到十分之一。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
走的时候，他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住在对门的兄弟
住在我对门的兄弟也是一个复习考研的北漂，年纪跟我相仿，戴着眼镜，人长得白白净净的。考前的几个月里，每天在我还没起床时就能听到他在读英语；等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自习时，他人早就不在了。晚上自习他回来得也比我晚，回来后还要继续练习一段英语听力才会关灯。
他的用功着实令我佩服。
转眼到了2005年3月份，考研成绩公布。因为报考学校不同，所以他的成绩比我早出来了近一个星期。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政治差了3分，挂了。几天以后，他的爸爸从老家来，把他领了回去。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正要上楼，在楼梯口碰到了他们。他的爸爸阴沉着脸走在前面，他提着箱子低着头在后面跟着。在擦肩而过时，我向他点头示意，但他依旧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跟着他的爸爸出了门。我目送他们远去，忽然意识到，一个北漂的命运就此结束了。
也许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推开了他的房门。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一桌一床一椅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连洗脸的水池都被刷洗得像新的一样。
他就这样走了？我在心里感慨着，然而当我要关上门时，却发现他似乎留下了一些东西——门后面贴着一张挂历纸，上面写满了英语单词：
Abandon abundant ambiguous analysis artificial。。。conceal conceive consultant contact。。。
我不禁用手摸着这些字迹，耳畔回响起他晨读的声音，那声音抑扬顿挫，震颤我的心弦。忽然一阵风吹进屋里，在墙角挂着的一样东西被风吹起，又落下，拍打着墙壁，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发现那是一张条幅，上书几个大字：人生能有几回搏！
看见这几个字，我一阵哽咽。一个人努力了，付出了，拼搏了，但最后还是逃不过失败的命运。人们常说“年轻没有失败”，可现在一个活生生的失败的例子就在眼前！同样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谁愿意接受失败的事实？有谁愿意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被老父领回家去？我想，现在也许应该把那句话改一改，叫“年轻没有成功”更合适。
我不知道在20年、50年后，这位兄弟的儿子、孙子拿到他当初的考研成绩单，知道他因为一门叫“政治理论”的科目差了3分而彻底改变了命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理解？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就像我们无法理解父辈的“根据革命需要服从分配”，我们觉得那个很诡异一样！但现在，至少我明白了：什么是现实？这就是现实！
起风了，天也变得阴暗，我最后看一眼那条幅，然后从屋里退出来，轻轻地把门扣上，静静地回自己的屋里看书。
几天后，我的成绩出来，我也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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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做物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有的考官都看着我
如果说考研是一个人雄心壮志般选定的目标，接下来是“人生能有几回搏”，那么倘在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使得最终没能达到目标而必须接受调剂时，他就会像被吊在半空中一样难受。
至少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在知道自己考北大没能上线的时候，我整天泡在网上搜集调剂的信息，同时也给不少学校发了邮件。但总的说来，好的学校根本不会理你，而差的学校自己又不甘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变得犹犹豫豫，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路在何方。直到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系给我回复邮件，说他们的理论物理专业招收调剂生时，我才又重新看到了一丝希望。
2005年的4月5日，我参加了那里的复试。
整个的复试流程，笔试和面试时问的专业问题我都已淡忘。只记得中间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做物理，最重要的是什么？”所有的考官都看着我。
那一刻，我想起了珠江的风，想起了二沙头别墅上的生蚝，想起了和师兄的对话，我又想起了烧饼铺的老板娘，想起了要出国的胖子和瘦子，想起了住在对门考研失败的兄弟。
这所有的片段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下面的话：
首先，要喜欢。
其次，要禁得住诱惑。
第三，要努力。
第四，要有机会。
最后，是聪明。
听了我的答案，坐在我面前的考官只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
北京师范大学的复试整整进行了一天，我累得要命，晚上回去就一头扎在床上，我安慰自己：过了今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中午，我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回复，他们最后还是没有给我机会……
我的脑袋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高中物理题，解决一道挣一块钱；
初中数学题，做一道挣八毛
——我的脑袋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考研，挂了；调剂，又挂了。这下没辙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终日游荡，无所事事。嗯，成王败寇。
突然一天老爸说要来北京看我，我想起对面兄弟走的情形，一下子慌了神。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老爸来北京住了两天，转了一圈就回去了。他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埋怨和愤怒，只是临走时叫我照顾好自己。我终于体会到了家人的理解和信任是多么重要！
但稍晚些时候我还是在电话里收到了老妈委婉的警告：老爸有糖尿病，这一个月瘦了十几斤。老妈身体也不太好。我知道自己没法再挑战极限了，我的青春耗不起。即使我的青春耗得起，我的家人也耗不起。干脆找份工作吧。
不得不承认找工作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通过各种找工作的网站投了无数份简历，也收到过很多回复，但就是迈不出那一步。
一家公司，工资不低，四险一金，不用加班。如果我同意了，第二天就能上班。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那堆书，身上就开始出汗。我知道，也许那只是一个选择，我只需要狠狠心作一个决定，往前迈一步，一切就过去了。但这一步一旦迈出，我恐怕就再没有反悔的余地和机会。
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终于作出了选择。但这却是很不争气的一份工作——给北大附中做数学和物理的兼职网络辅导员：高中物理题，解决一道挣一块钱；初中数学题，做一道挣八毛。从那天开始，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坐在电脑前跟中学生打交道。
要说现在的中学生的确非常聪明，他们总能提出各种各样诡异的问题。比如，请老师从物理的角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人为什么不能穿墙？到底什么是电磁波？什么是真空？质子和中子到底有什么不同？请老师用一句话解释一下相对论……这些问题不能瞎答，也不能答错，否则被投诉的话，一道题扣五块钱。
原来，我就是桂漓江
——我恍然大悟
记得在大三，我还不懂得怎么上BBS的时候，偶然一次从舍友的电脑屏幕里看到了一篇文章，题为《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作者是Fang。读了这文章，我深深地为文中几个主人公的命运唏嘘不已。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那个夏天，当我欣喜若狂地在北大二手书市上从一个小贩手里买到一本Lurie的Particles and Fields时，忽然间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桂漓江。
是的，我们同样是从南方到北京，同样是在北大附近租个房子，同样是每天泡在北大里听课自习，同样是经常跑到二手书市淘书，当然还有同样是考北大不第。我们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命运。在Fang的眼里，桂漓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看不到自己能力的不足。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也在做着力所不能及的事。就像Fang形容桂漓江时所说的：他完全可以做别的事情，并且可以做得很好，但他终于还是凭兴趣选择了物理。他自己也许认识不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作为局外人却能看得很清楚。
同样的话，也曾经有人对我说过。
我有时候会觉得，也许Fang是对的。也许过去那些跟我说同样话的人都是对的。毕竟，失败的事实摆在眼前，人证物证俱在。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感到很沮丧。我只能依靠看书来换取自己内心的平静。这沮丧一直持续了半年多。
直到后来，听说Fang在国外也不做物理了，我心里非常纳闷。想了许久，我终于明白，也许在过去，我们过分看重能力，却忽视了自信的重要性。也许做物理所需要的自信，远非同于寻常，它几乎要求你把对自己的相信当作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足够坚强，能够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不会因为一时的失意而离开物理。
从那以后我不再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那的确是杞人忧天。
他嘴角动了动，终于没有说话，最后转身走开了
——招生宣传会上的教授
我在北大附中当网络辅导员兼职做了两个多月，赚了1000块钱。后来家里人发现我纯粹就是在敷衍，因为那1000块钱连房租都不够。
这也叫工作？！
不过他们拿我实在没辙，最后同意再支持我半年，再考一次研究生。
理解万岁！
北京的夏天热得要命，幸好北大的理教里有空调，我就躲在里面一边避暑一边看书。说话间到了8月底，我来北京已经整一年了。
这天，全京城的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招生单位都集中起来，在北大的校道上开招生咨询会。我听到消息就奔过去，赶个正着。排在第一个位置的就是京区某不错的单位，负责咨询的是一位女老师。她很热情地给北大的学生作着介绍。我夹在人群里好奇地凑过去，她看见了我，微笑着递给我一份招生简章，然后问我：“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想报考我们这里么？”我很诚实地告诉她我不是北大的，我是从南方过来复习考研的，想学理论物理。她听了之后说：“噢，刚好我们负责招生的老师是理论组的导师，让他自己跟你谈吧。”接着她从旁边叫过来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老师。那位男老师打量了我一下，说到：“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于是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是往届生，住在附近，想读理论物理，考过一次北大但是没考上，我没有找工作，现在正在复习准备再考一次。我说完了就看着他，只见他起先看着我，接着皱了皱眉头，顿了两秒钟，嘴角动了动，终于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
我一下子愣在当场，觉得很尴尬。扭头看女老师，她也走开了……
我顿时觉得非常非常地胸闷，原来这就是被鄙视的滋味。
要做牛人！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向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家人不愿意对外人提及我的去向。每每有亲戚朋友问起，他们就简单地说一句：“儿子在北京工作。”
我自己对此倒很坦然。我发现，承认并且接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