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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母亲的“毕加索抚养费”逐月见少，母亲觉得只有向法院告毕加索不可了。父亲为了不触动毕加索作品的完整性曾拒绝了他母亲的那份遗产，但是我母亲觉得自己没必要为这种慷慨做出牺牲。
她觉得这是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逢人便说官司绝对能打赢，完全可以把加州庄园的主人，这头人身牛头食人怪兽一举拿下。
然而她诉诸法律的作法和散布的流言蜚语只起到了激怒爷爷的作用。为了制服她，毕加索召集了自己的律师班子，目的只有一个：把我们从妈妈那里夺过来，放到寄宿学校，一直等我们长大成人。
母亲讲来讲去的这场官司成了她的梦呓。她认为由此而变成了神话中的英雄，她是为拯救自己的孩子而战的圣母玛利亚。
“毕加索压根就没法子抚养你们，”她对我们说。“他要把你们放到专收富人子弟的学校。”
富人学校。这几个字回响在我们头脑中，如同罚我们进地狱一般。
她还加了一句：
“他要把你们分开。你，巴勃利托要去西班牙，而你，玛里娜要跟你爷爷的共产主义一起到苏联去……你们以后再见不到我了。”
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苏联。这两个国家离得近吗？我们要分开了？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差不多像双胞胎，距离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个吃小孩的恶魔，是世界上最最可怕的恶魔。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搞的，在这场砂锅碰铁锅的战斗中，竟然是我的母亲占了上风。她想要孩子，赢得了监护权，但是除了任命一位社工监督我们的生活条件外，她从毕加索那里什么也没得到。
我们紧紧靠在妈妈身上，窥视着以社工名义不期而至的那个女人的每个动作。只见她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检查我们的作业本，看看衣柜，想知道我们如何生活。我们成了法律宣判的坏人。
“中午吃的什么？几点钟上床睡的觉？”
我们垂下眼睛，不敢回答。
这位社工叫伯芙夫人，一头红棕色头发，人长得还算漂亮。有时她会冲我们微笑，第一次见面时还给了我一块糖果。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四都来打扰我们？”我眼睛里含满泪水，问她。
她在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回答道：
“小玛里娜，我答应你，我起誓，以后星期四我再也不来打扰你们了。”
我们成了朋友，我愿意向她讲很多事。
“伯芙夫人，我喜欢贝卡西娜 。”
她张大了眼睛看着我，但还是让我说下去。
“您知道吗，贝卡西娜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她不是个笨蛋。还很有学问，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她想上山，可是每次都掉下来。她掉下来，不是故意要逗别人笑，只是她确实爬不上去。如果听她说，就会发现，她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人们非要她爬这倒霉的山不可的话，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停下话头，不说了。大人一点也不懂生活中的事。
周四是我们唯一自由的日子。这天，我们起得很早，跳下床穿好衣服就去找街上的伙伴玩。有时，楼下的邻居阿尔扎里太太或莉莉把我们拦下来，塞给我们一块糕点。她们知道妈妈不会烤糕点给我们吃，也没多余的钱给我们买糖果。我们边吃边道谢，追上夏布里埃街上的孩子，骑车去沙滩玩。
这辆自行车对我来说就像爸爸的诺顿·曼克斯摩托车。我一下子跳上去，立在脚蹬子上，向儒安湾港口的码头冲去。我骑着后座，车胎吱吱乱响，到了离码头边缘两指的地方才把车刹住。我们俩人只有一辆自行车，巴勃利托有时就让给我一人骑。我们俩人中我最捣蛋。
我也喜欢跳到海里游泳。我游起来像只小狗，不过游得很好。越过禁止游泳的浮标，到水深的地方游那才好玩。那时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从妈妈、爸爸，还有毕加索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因为毕加索一旦脚离地就会害怕，这是对他的一种轻微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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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毕加索》16（2）
我还记得渔民丢弃的那条小舢板，已经被海水和砂砾腐蚀得破旧不堪。我们占领了它，要把它变成一艘海上航船。我和同伴们不知从哪儿找来几块木板、四颗钉子、沥青和油漆修补了一下，不让它沉下去。我们爬上去，轮班划了起来，有时两人，有时三人，但不能再多了，我们一个个像划船苦役犯，像疯子一样往外舀水，然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船还是沉下去了，我们只好游回岸边。这场奥德赛航行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梦想，梦想着与旅伴巴勃利托和阿兰（一位与我们一样迷茫的伙伴）到很远的地方，到地平线那边去看看。
《我的爷爷毕加索》17（1）
父亲留下一张纸条，说要过来看看。三个月了，他一直想过来。伯芙夫人说，等他事情办完了之后再来也不迟。让事情快点办完吧，根据母亲的说法，她的钱都维持不到月底了。肉铺和杂货铺老板一听说她要赊账；而且还没完没了地诉苦，都拉下了脸。
“我千辛万苦地养活你们，而你们的爸爸却在寻欢作乐。我在受苦受累，他却袖手旁观。而毕加索，我累病了他也不管不顾……”
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愁苦”中度过的。
生活大概就应该是这样吧。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总是没有钱，还要处处小心。
“巴勃利托，小心你的衣服。玛里娜，别弄坏鞋子。饭后水果，两个人吃一根香蕉就够了。”
吃饭无规律可言，往热奶里泡一泡没有黄油的面包，鸡蛋加西红柿，面条加上少得可怜的沙拉酱，餐桌上都是穷人吃的饭。
对孩子来说，有了爱，少吃一顿饭算不了什么。但是让一位装腔作势的母亲没完没了地训斥却让人受不了。还没吃两口，母亲就不容分说地来上一大套说教。打断我们的话头，不让我们说话，还把她的理论胡乱套用一气：
“甜瓜和草莓是水果中的极品……我喜欢红颜色的水果，毕加索说对皮肤有好处……我就喜欢短裙……喜欢大乳房，毕加索也喜欢短裙……也喜欢大乳房。唉，这场没完没了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毕加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阵是有道理的……”
这些废话、蠢话糟蹋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巴不得早点离开饭桌。
6月到了，意味着假期、沙滩、自行车、小舢板、小伙伴……母亲也很高兴穿着三点式游泳衣躺在沙滩上，还有她那帮二流子。
尽管这样，这也让人兴奋。不管怎么说，高兴就行。
半夜三更，电话响了。巴勃利托和我从梦中惊醒，屏住气。我们知道是来电话的是父亲。像往常一样，大概是从一家酒吧打来的。铃声还在响，三声，四声。沉默。妈妈摘下话筒。
“你以为他会来看我们吗？”巴勃利托轻声说。
我没有说话，但希望是真的。
我们一大早就爬起来，忙着打扫厨房：洗餐具，擦地板，把抹布凉在阳台上。
为母亲准备早餐：托盘、杯子、壶、糖。不，不要糖，吃糖要长胖的。我们看了看闹钟。9点整。还有等两小时才能叫醒她。
于是，我们只好静等，不敢动一动。
“他还记得有孩子，”母亲咕哝道。“他说要来看你们。”
“什么时候？”
“1点钟。在下面。”
在下面。爸爸现在没资格上家来了。我们再也不能给他看我们的房间，再也不能给他看巴勃利托在鞋盒里做的城堡，再也不能让他看我们的作业本，还有我们画在墙上的图画。
已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再也不能与他分享我们孩子的世界了。
加州庄园，等在栅栏前，老门房的脚步声，钥匙在锁孔中转动声，生硬的问话：
“有预约吗？”
院子、铺石甬道、台阶，还有杰奎琳·罗克不友善的话语：
“老爷正在淋浴。先在院子里玩会儿吧。”
她的声调生硬，无理。但她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只能服从。
腊肠犬鲂鱼跟在后面，巴勃利托和我手拉手漫步在院子里。我们不敢跑动，更不敢出声说话。老爷正在洗浴。这神圣庄严的时刻我们是不能骚扰的。
父亲跟在身后，嘴上叼着烟，弓着腰，走在长满青草的雕塑中间。他顺手摘下一片薰衣草的叶子放到鼻子下闻一闻。是什么香味？可是童年时的气味？然而毕加索难道还看重他儿时的气味？
我扔下巴勃利托赶到他的身边，把手放进他的手中。我爱他，他是我父亲。
现在，我们是在画室中，爷爷穿着裤衩，一件宽松的棉质裤衩，男性特征显露无遗：对于像我这样八岁的小女孩都不雅，而后来，等我已是知廉知耻的十七岁大姑娘时他还是这副样子见我们。
目中无人还是有意挑逗？都不是。我想，他七十六岁的年纪，如此穿戴，不管是在我面前，在厨娘面前还是在年轻的家务女工面前都无所谓。他的性器官，如同他的画笔，如同堆在餐盘里的鱼刺，如同山羊埃斯梅拉达到处拉的羊粪蛋，如同地上那一大堆生锈的空罐头盒子。这些东西都是毕加索作品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即便不讨人喜欢也要接受。
椰枣、无花果和核桃从他手指间一过，一声大笑，马上就是一堂课。荒诞、无理：
“记住，孩子们，什么不要也可以过得很好。鞋子、穿的，就连吃的都可以不要。瞧我，什么也不需要。”
巴勃利托和我连头发根都羞红了。我母亲会不会写过一封信向他抱怨什么了？他会不会不给父亲抚养费了？我们再一次觉得有种负罪感压在心头。
他穿着破旧的海魂衫、歪歪斜斜的裤衩、磨损的草底帆布鞋，确实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爷爷跟我们一样，是穷人。唯一的区别是他是有钱的穷人，而我们今晚又要吃面条了。
“重要的是，”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重要的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的爷爷毕加索》17（2）
父亲好像劈头挨了一鞭子。他垂下目光，喃喃地说：
“ 巴勃罗；你要的那些画我已从巴黎带回来了，都放在车里。”
逃避，遁词，胆怯。
又一次害怕惹恼强悍的人身牛头怪兽，可怜的他只能靠这么一招来解围。
爷爷没起身，只是笑了笑。
“保罗；”他总算网开一面，不再穷追不舍了，“星期天多明金在阿尔勒有一场斗牛。你陪我去看吧。”
然后又向我们转过身说道：
“如果你愿意，把巴勃利托和玛里娜也带上。不管怎么说，他们身上流淌着西班牙人的血。”
接见结束。巴勃利托和我高兴地谢谢爷爷赐予我们愉快的一天。他向我弯下身，接受了我的亲吻又大笑着说道：
“Hasta la vista； muchachos！ A domingo proximo ！ 〃
我们朝栅栏走去，父亲正在栅栏前从那辆奥兹莫比尔的后备箱往外拿画，因为还要送到屋里，便让我们乖乖地等会儿。
他回来了，步履轻盈，笑眯眯的。显然，爷爷这次表现得一定很慷慨。不是心，而是钱。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吃上从儒安湾街上的达·路易吉店里买来的比萨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