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回想起40多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３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2）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大庆十年”时的“工体”，当时还是全北京最大的室内*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有15000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在大家静候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干部走了过来。我抬头一看，认出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我右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
大会发言开始了。
每上来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我左边那位瘦瘦的老干部就低声问我：“这是哪个学校的？”
我也同样用只能两人听到的低声告诉他。
这位老干部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上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小声问：“老首长，您是广东人吧？”
他“嗯”了一声：“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像。”我依旧用很低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祖籍也是广东。” 。 想看书来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3）
那老干部淡淡一笑。
没容我们两位“老乡”再说些什么，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言已经结束，按照议程，该是首长讲话了。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这个问题，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
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周荣鑫坐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只看到他体态较胖，穿一身十分朴素的蓝布中山装。
让我心中又一“咯噔”的是，江青点名的雍文涛不是旁人，正是坐在我左侧、已经对话许久的那位广东籍老干部！我感觉得到，全场万余人的眼光，似乎“刷”地一下都集中到我们这里。
与这道道眼光一起射来的，还有一句如雷贯耳的群体猛喝：“低头！”这场面，显然是“*”开始以来，许多批斗会上所常常能见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毕竟是在全北京最大的室内*场所呀，而且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就赫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心中乱乱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待到江青讲完话后，我悄悄拉了拉雍文涛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也便随之坐下。
事后，我查看了一些旧日的报纸，才得知雍文涛同志原是*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随之调到*北京市委当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承担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学生的首都红卫兵联络站，自然归他管辖。大约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雍文涛与周荣鑫的命运相仿，很快就“靠边站”，乃至被“打倒”了。
陈伯达接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使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在与他同时登上讲台的，还有一位高个子军人。陈伯达说一句，他翻译一句。
这种独特的演讲方式，倒是我第一次遇到。
“那是王力。”我右侧的那位体态较胖的老军人主动低声告诉我，“每当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都由他给当翻译。”
我把脸转向右侧，客气地点了点头：“您是……”
“我叫穆欣。”
“哦，久仰。”我说，“几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长篇传记《邹韬奋》。”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这位《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谦虚地说。我知道，他自“*”开始以后，也成为中央*的成员。此时，穆欣同志或许还不会想到，也就不过半年多之后，他这位“中央*成员”，也遭到被“打倒”的噩运。
陈伯达和王力退下讲台后，康生讲话，主要内容是讲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康生讲话结束后，我猜想：下一个恐怕该陶铸同志讲话了吧？
对陶铸，我们这些“*”前入学的中学生，大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曾选入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松树的风格》两篇文章。而且“*”开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一度急剧上升……然而今天，我却发现陶铸同志的脸一直绷得紧紧的，始终布满阴云，不苟言笑。 。 想看书来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4）
大会执行主席李冬民想征询陶铸的意见，看他是否发言。陶铸的身子似乎也动了一下。
但我和不少人隐隐约约地都听到不知是谁小声说：“不让他讲……”结果，陶铸果然没有走上讲演台。
最后是周恩来总理讲的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
对周恩来总理，我从小就是非常敬重的。“*”的风风雨雨，更使我看到了他磊落的胸怀、高尚的品质。我感到他像一棵风雨中独立支持的大树，卫护着许多幼苗和花草，因而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爱和尊重。
早在“*”刚刚开始不久，父母和许多老前辈就经常对我说：这场运动看来很复杂，许多事情突如其来，瞬息万变，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遇事要格外慎重，最好多看看周总理的态度。因为他在党内一直处于党中央主要领导的位置，一向处事持重，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是人们信得过的……对前辈的这些嘱咐，我时时记在了心上。
周恩来总理那天讲的加快“大联合”问题的话题本身，就比其他人的讲话温和了许多。此时，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瞩目的老人。
他，端庄的脸庞，微耸的剑眉，深邃的目光，让人第一眼见到，就会感受到一种超群的英俊。难怪我早就听到人们在传说：周恩来是世界有名的“四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的风采愈到晚年，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我记得，还是从我刚刚懂事的孩提时起，就听到过许许多多关于周总理的传奇故事。那时，我虽然从小人书里、报纸上、电影中常常目睹到周总理的伟仪，但是还从来不曾奢望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直接聆听这老人的谆谆教诲。
“*”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掺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然尚属丰满，但肌肉已经显得松弛，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
我早就听说他在*的年月，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疑是太操劳、太疲惫了……我心中暗暗在说：周总理啊，您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
大会结束后，室外已经是暮色四合，万家灯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骑自行车赶回和平门外的学校。同班的同学杨小平也赶了回来。这天下午，他一直在工人体育馆的篮球场上席地而坐。许多师生员工遗憾未能参加大会，没有听到李延平代表大家的发言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讲话。
“别急。”杨小平不无炫耀地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