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巴方- 第14节

　　帝喾这个人，在炎黄文化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帝喾姓姬，是黄帝的曾孙。据司马迁考证，黄帝与正妃嫘祖有两个儿子。次子昌意（大禹的曾祖）之子接替了黄帝的帝位，即传说中的颛顼帝。黄帝与嫘祖的长子玄嚣“降居江水”，似乎在长江边生活。颛顼死后，玄嚣之孙高辛氏即帝位，他就是帝喾。原来帝喾就是颛顼帝的侄子。

　　……儒家文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禅让”，说白了就是黄帝的本族子孙轮流坐庄而已！

　　但司马迁显然很重视帝喾，《史记》中讲了他一大篇好话，说他“仁而威，惠而信”，堪称后世帝王的楷模，对他评价很高。其实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倒还是这位古代领袖的家庭。帝喾的家庭成员很复杂，简直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典范，他的四个妃子来自不同的地区，代表各自的势力，有明显的“和亲”目的，很值得研究。

　　帝喾的儿女们则更有意思，个个都颇有些传奇色彩。传说他与四妃常仪所生的帝女，跟随神犬“槃瓠”来到“南山”，养育了南方“蛮夷”的后代；常仪还生了个儿子名叫“挚”，接替了帝喾的帝位，九年之后干不下去了，才传给帝尧。帝尧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帝喾和三妃庆都所生的儿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贤之君，知名度最高。正是他将权力移交给帝舜和大禹（均为颛顼的子孙），才最终缔造了大夏王朝。帝喾的第三个儿子，就是次妃简狄所生的“契”，是后来商的祖先。

　　其实不光夏、商两朝，连周的线索也汇集到帝喾这里。帝喾的元妃名叫姜嫄，所生的儿子“弃”也不简单。他后来官封“后稷”，成为“周”的先祖。如此看来，帝喾这人居然是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共同祖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神秘而关键的人物。不认识这个人，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还真没了着落。

　　按照儒家的思路，司马迁十分详细地列出了远古帝王的血缘关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物谱系，使得《史记》的开头这一部分带有很强的宗法意味。对帝喾的记录，也让我们找到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一些线索——帝喾的这些儿子中，有的固然是亲生的，有的则说不太清楚，例如前面提到的“契”的身世和“玄鸟生商”的故事。这恰恰说明，帝喾以后华夏民族的结构就已经突破了单一的血缘，开始出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趋势。

　　《史记&；#8226；周本纪》里记载的这位后稷的出生，更加匪夷所思。“契”的妈好歹还吞了个鸟蛋，“稷”的妈只踩了踩巨人留下的脚印，就怀上了“稷”。书上说：“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这位名叫姜嫄的女子自己弄大了肚子，还煞有介事，说是“践巨人迹”后芳心震动，因此怀孕。

　　虽说故事编得有些离谱，但古人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既然连帝喾都不追究，彼此心照不宣就算完了。可姜嫄身为帝喾元妃，生下来历不明的孩子，终究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一狠心，就想把孩子丢掉。谁知道此后怪事迭出：这孩子似乎有神灵保佑，弃之狭巷则有牛羊庇护，弃之山林则遇樵夫救回，弃之寒冰引来百鸟呵覆……姜嫄再也狠不下心肠，决定将他抚养成人，并索性给他取名为“弃”。

　　这一转念间，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段历史。若干年以后天降大任，“弃”的后代逐鹿中原，取代殷商，开创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长达八百年的基业，孕育了诸子百家和五霸七雄，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

　　和司马迁描写的其他天才少年一样，“弃”这孩子从小就很不一般，尤其对植物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连玩都玩得那么有水平！成年以后的“弃”更是自学成才，成为著名的农业科技专家，经他点拨的地方，总是五谷丰登。

　　“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史记&；#8226；周本纪》）

　　经帝尧推举，“弃”当上了农业部长，专门指导农业生产。后来帝舜受禅，再次肯定了弃的功绩，给了他一个封号，叫“后稷”，承认他是黄帝后裔，并赐姬姓（黄帝姓姬），还把他母亲姜嫄娘家所在的“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封给了他。由于他在农业方面的特殊贡献，后世把他尊为谷神。我们现在常说的“江山社稷”中的“稷”，指的就是他。

　　《史记》上说，夏代晚期不重视农业工作，弃的后代　“不窋”当不成农业部长，于是举家北迁，到黄土高原上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居。其实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商汤推翻了夏王朝，周人害怕受到商的*而流亡，有点像那些“夏耕之尸”。不窋死后，他的孙子“公刘”带着全家继续“北漂”。终于，他们辗转来到泾河上游地区，在今天的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定居下来。当时这里称为“豳”，虽然海拔超过千米，但仍是一个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带。《诗经》里有一组诗歌叫“豳风”，就是这一带的民歌。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杂居，但他利用家传的农学知识，“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带领族人将这片原始蛮荒之地开发成良田，使泾河上游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以豳地为中心的势力范围。有了根据地以后，公刘开始建造周族宗庙，举行祭祀活动，广造政治舆论，为日后周族的兴盛奠定基础，“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死后，他的儿子庆节在豳地建立方国，这就是最初的周。

　　经过公刘、庆节等周族子孙的苦心经营，“周”逐渐强大起来。此时中原一带早已改朝换代，殷商王朝也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北方的“鬼方”（即后来匈奴人的祖先）不断袭扰边境，商王战线太长，颇感不易应付。商王武丁虽然灭国无数，但仍然保留了西方的周，就是有意让它独当一面，牵制鬼方，以减轻殷商西侧的国防压力。

　　故事发展到这里，应该说已经很圆满了。周族摆脱夏的控制和商汤的追杀，不仅自创了一份基业，还得到了新的中央政权——商王朝的倚重和认可，似乎从此可以与世无争。而且，从他们一路向北的迁移轨迹上看，也很难再与我们关注的南方巴人扯上关系。

　　然而历史总会无中生有，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彻底改变了周人的命运，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也为巴人的亮相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

又见岐山
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场灾难，竟然是一次空前强烈的大沙暴！

　　这一事件，在古代典籍中一点都没有记载，完全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

　　人们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层剖面的分析，得出了一万年来气候水文变化的精确数据。距今8500～3100年前，是全球性的温暖期，黄土高原南部温暖湿润，水土优越，湖泽广布，生活着亚洲象、苏门犀、马来貘等亚热带动物。炎黄先民利用这一时机，逐步形成定居的旱作农业文化类型，发展了早期的华夏文明（黄春长等《西周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

　　然而，黄土地层和环境变迁学研究表明，距今3100多年前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东亚季风格局发生突变，伴随着强烈的沙尘天气，黄土高原从此进入一个相对干旱缺水时期，实际上这次气候变化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停止。如今遍及整个黄土高原、厚达40～80厘米的现代风成黄土，就是最近3千多年的降尘堆积覆盖层。

　　环境或许不能决定历史，但这场全球性的气候剧变，却直接影响到当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一场民族大迁徙席卷整个亚欧大陆。从天才少年“后稷”那里传承下来的农业知识，面对不断增强的沙尘暴和急剧退化的水土资源，也显得束手无策。

　　这场旷日持久的沙尘暴天气，不仅大大动摇了旱作农业的基础，也影响到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来自蒙古高原的“鬼方”裹挟着戎狄等少数民族，不断向南拓展空间。被商王朝刻意安排为战略缓冲区的小邦周，一时间深受其害，两头不是人。

　　三十六计，走为上！周族的首领们决定南迁。

　　当时周族的首领叫古公亶父，是公刘的第八世孙。在周的历史上，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这位“积德行义”的仁者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终于得到商王朝的默许，率领族人南迁到关中平原西部、岐山下的周原——“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史记&；#8226；周本记》）。周原包括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一部分，这一带据说还曾经是炎帝的生息之地。亶父在此营筑宗庙、城郭、宫殿、房屋，成为周人的早期都邑。

　　这个“岐山”，让我们十分眼熟。不错！它就是后来三国时期蜀国伐魏时的前沿阵地，诸葛亮“六出岐山”、死而后已的那个岐山！此地西通氐羌，北拒戎狄，东望泾渭，南接巴蜀，在越来越黑暗的商代晚期，它宛如一座灵异的灯塔，哪怕光亮仍然暗弱，却在夜色中那么醒目，吸引着人们竞相依附。读过《封神演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岐山，就像一辆满载着理想的众神之车，它一经启动，就再也不会停止。

　　它的南方，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巴人，能看到这座灯塔，乘上这辆战车吗？

众神之车
《华阳国志&；#8226；巴志》中，对先周以前的巴国，记述十分简略，唯独武王伐纣这一段，却写得淋漓畅快：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晋&；#8226；常璩《华阳国志&；#8226；巴志》）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是东晋蜀郡人，出生在如今成都以西的崇州市一带。自古巴蜀一体，常璩虽然不是巴人，但写到这里也充满自豪，对《尚书》中肯定巴蜀伐纣有功十分得意。常璩的得意是有道理的：儒家经典《尚书》，还真不是一般的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汇编。过去认为《尚书》是因“上古之书”而得名，其实未必，《尚书》原名《书》，在汉代才改名为《尚书》。“尚”在汉代官制中掌管宗庙礼仪，因此《尚书》应理解为宗社所藏文献，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典藏，乃宗庙之所寄，具有至尊的地位。

　　常璩虽是蜀人，却也不得不承认是“巴师”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王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奇怪的是，尽管他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在现存的《尚书》中，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直接记录巴人的文字。于是人们一路追踪，最后来到商郊牧野的那个细雨濛濛的清晨。武王姬发站在几万将士前慷慨陈誓，开场白中提到的八个盟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8226；牧誓》）

　　《尚书》据说由孔子编撰而成，相传最初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但早已散失得不成样子。常璩应该是掌握了更多的材料，才说得那样肯定。显然，巴人与周在伐纣之前必然有过密切的关系、频繁的往来，甚至有共同的利益，这才会同仇敌忾，联手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