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躬耕自资。归隐后的陶渊明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为宽慰孤寂之心，只有借酒销愁，著文自娱。
刘勰，博古通今，官宦世家子弟，然父亲八岁而亡，致早孤家贫；母二十又亡，因守丧三年而逾婚期，致终生未婚。他笃志好学，一度求官，却无人举荐，只得入定林寺做帮工，完成了“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的《文心雕龙》，刘勰曾说“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他一生知音未觅，最终凄凉的死在寺庙之中。
谢灵运，自命不凡，出身东晋士族中最高的门第，自负而清高，曾借曹子建之名把牛B吹上天了： “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他一生想进入权力的中心、政治的高层，怎奈官场似今日这墓地，“墓碑太多，已无用地”，最后却因一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流放广州并被处斩弃市。
唐朝时期
（唐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民族融合，经济腾飞，文化核裂变，所以才子最多。然而才子也不好混）
王勃，少年奇才，六岁善辞，十四岁及第，为初唐四杰之一，先因替章怀太子戏作《讨英王鸡檄》，而被唐高宗认为“误人子弟”逐出长安。他游历巴蜀，后再回长安参加科选，却又因私藏官奴曹达险些脑袋搬家，父亲也因此受株连贬为交趾县令，王勃也因此长途跋涉去看望父亲。途中受人之邀写下不朽名篇《藤王阁序》一篇。王勃说“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结果天妒英才，在此途中溺水惊死，未至而立之年，惜哉。
而同为“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七岁便作《鹅》一诗，更是命运多舛，一篇字如匕首、气势磅礴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竟引得被攻击者牝鸡女皇武则天感慨文才了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却惶惶的过着亡命徒的生活。继之而后的陈子昂登幽州台录，“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开盛唐诗风之先，却壮志未酬谢，死在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的罪名之中，冤死狱中。
李白，诗中谪仙，抱负不小，属有志青年典范，“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得到梨园先生李隆基的召见，兼得其爱人杨肥肥的垂青，得了个什么诗文待诏，给梨园先生和夫人诗文娱乐的差事，说白就是帮闲的“文丑丑”角色，连个屁点大的芝麻官也不是。胸怀大志的太白先生在皇宫很郁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闹起情绪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开心颜”，一气之下跑出了长安。后来，杨肥肥的干儿子安肚肚造干爹的反，太白先生眼前竟萌生“乱世出英雄”的幻觉，站在心怀不轨的永王李璘那一边。结果入浔阳狱，再流放夜郎，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大旱大赦天下，规定“死者从流，流者免罪”，太白先生已是一包老骨头外加一贫如洗，只得投靠远亲族李阳冰求活，死在当涂。同为诗圣杜甫也经受颠沛流离，死于湘江的一条破烂船中。
温庭筠，晚唐才子，人们都说曹子建七步成诗，这位老兄还真有能耐，竟八叉手下就能整个诗出来，实在是牛人一个，但是像这样的有才华的人，却倍受权贵排挤、压制，数举进士不第，属于光走路不上道的官场动物——仕途驴友。他数次不第，心情当然沮丧，曾流连于秦楼楚馆，结识才女鱼玄机，深得此女之芳心。才子毕竟是才子，吃喝嫖赌还能整出个名堂来，赚了顶“花间词鼻祖”的高帽子。后来，温大才子代人考试，搅乱了科举考试的秩序，便流落于江淮之间，生活十分落魄，曾向扬子院（主管盐铁转运的官方机构）乞钱，结果被兵丁扇了几记耳光，打得满地找牙。为此，温大才子亲自到长安讨要说法，致书公卿大人，申冤鸣不平，朝廷同情了一把，给个国子助教的闲职。在这个岗位上，温大才子也算是整顿组织部选拔干部的不良作风的，结果惹恼了总理杨收，贬成一个县尉，而且一贬再贬，仕途这条路上算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了，结果他就死在掉进十八层地狱的过程，《唐才子传》云“竟流落而死”。
两宋时期
（宋朝赵匡胤虽是以武取天下，却对文人还算仁慈，不擅杀文臣是他规定下来的，所以大宋之天下，是文人最阳光明媚的时期，但也是很难活。）
柳永，柳三变，宋词婉约派带头大哥，人不*枉少年，这位花间*子，可称得上“花柳先生”，混迹于秦楼楚馆，莺歌燕舞，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日子过得*而窘困，几乎是靠给*们填填词打发日子。赵宋皇帝也倒十分欣赏“花柳先生”，喜欢在宫中听听先生的大作，令侍从“歌之再三”。只因花柳先生二次科举未第，作《鹤冲天》发牢骚，埋怨皇帝，让赵宋皇帝心里堵气。花柳先生，自作自受，自讨苦吃，第三次中第了，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结果看到“花柳先生”的大名，便圈注：“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只能做白衣卿相，继续自己“我*，故我在”的生活。最后，中华文化史上演了一出“皇帝无情，婊子有义”的诙谐剧。内心孤独的柳永最后在孤独中凄凉而逝，身无分文的他竟然还是那帮歌妓“粉丝”集资营葬。
苏轼，苏东坡，宋词豪放派的带头大哥，这位也是名头很大的才子，王安石变法后，*当立，而苏东坡似乎不偏不倚，做中间派，不想掺这“混局”，认为“京官不好当”，自求外放，便去了杭州做通判，后因乌台诗案，打入死牢，险些人头落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赵宋皇帝神宗一死哲宗立，*倒台，旧党重来，苏轼又自求外放，又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任太守，后又被朝廷召回，却因政见不同，又被流放。谁知新旧两党搞起“拉锯战”，*卷土重来，又是一顿政治暴打，贬到广东惠州去了，接着又是海南岛，真是贬到天涯海角。后来诗画皇帝徽宗即位，才召回开封，结果死在归途之中。
陆游，陆放翁，属于多产型文学才子，才子中里中最有血气的一位，一生都想图报国，而立之年考进士，明明是状元及第，用俗话说就是陆大才子揪住了海*，结果竟输给了秦埙。典型的背影输给了背景的案例：陆游身后有的是背影，黑乎乎一片，充其量是江南才子罢了；而秦埙身后有的是背景，风光无限，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鳌头占不上手，占龟背就难！陆才子就这样给秦桧这个从头烂到脚的坏货儿给废黜了。后来时来运转，皇帝算是施舍他个进士出身。他的仕途是一塌糊涂，一生不肯屈服于主和派，但是无论他依靠主战派的任何一方，结果也都不大好，都是失败、被贬、被耻笑，弄得青鼻灰脸，只得自谑为“放翁”，直到乘鹤西去见孔大圣人时还想着“但悲不见九州同”，令一咏三叹，真是空负一腔报国热情。
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文人地位沦落了，元、清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大一统”，文化心理上自卑自然会对代表先进文化的群体——读书人异常刻薄。而朱元璋是草根皇帝，属于苦大仇深，翻身做了主人，自然也会对有心理优势才子发动一场场血腥“征服战”。所以，这个时期的才子们过得最压抑。）
关汉卿，“杂剧班头”，“生而倜傥，博学能文，多才多艺，滑稽多智，蕴籍*，为一时之冠”，如此出众人物竟混迹于行院勾栏，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自嘲。一生与官场绝缘，只是大元朝太医院一个普通医生而已，可谓弃医从文的鲁迅的革命先驱。虽然没有“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元曲”的带头大哥，开辟中国文化新领域。
王冕，元末通儒，幼时家贫，放过牛，属于贫寒士子，屡次应试不第后，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他奇装异服，有“狂士”风度，堪为杨二疯婆祖宗十八代，经常头戴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手提木制剑，引吭高歌，往返于市中。或者骑黄牛，持《汉书》诵读。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有关汉卿种子色彩，后朱元璋带兵逼他出山，他不从，一代通儒竟莫名奇妙的作古了。
高启，明初大才子，“吴中四杰”带头大哥，无非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个上梁文，讨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写下“龙蹯虎踞”四个字，成为现行反革命，结果腰斩弃市。腰斩本就是拦腰砍断，卸成二块罢了，而草根皇帝朱元璋哪肯让反革命分子这么好死，下道圣旨要求将高启同学卸成八块。有野史说，卸成八块的高启竟一时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鲜血，连写三个“惨”字。的确很惨。
徐文长，中国式梵高，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他一生遭遇可惟“落魄人间”，出众之才却八次乡试名落孙山。入幕胡宗宪，参加东南沿海抗倭斗争，屡出奇计，搏得“东南第一幕僚”，后严嵩当权，胡宗宪被捕，他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因疑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之，因此入狱七、八年，获释后，抛开仕途，杜门谢客，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李贽，少有的思想者，12岁开始作文，26岁中举人，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一个思想叛逆者，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收捕，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
金圣叹，学生运动领袖，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名列第一，却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世称“奇才”。金圣叹因为民喊冤，写下《哭庙文》，骂吴县县令任维初和浙江巡抚朱治国“鼠窝狗盗，偷卖公粮”，带着学生到孔庙痛哭三日，终被处于身首异处之极刑。人头落地时，竟从他耳朵里滚出两个字：“好”！“痛”！
曹雪芹，明清小说的带头大哥，出身于“百年望族”，曾祖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达六十年之久。后曹父因事受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道中落，深受颠沛流离之苦，饱尝人间艰辛。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竟已举家食粥，靠卖画和朋友救济而生，期间奋笔疾书《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因幼子患天花无钱医治而夭亡，他悲不自胜，积忧成疾，于同年除夕怅然辞世。
郑板桥，“扬州八怪”的带头大哥，“八怪”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他们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郑板桥做了官，文采盖世，做官哲学是“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