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官，文采盖世，做官哲学是“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入糊涂更难”。一生只不过是个七品小官。看来，才子们最多只能做个县官。
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来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文化史上被称为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中华民族文化的爆发。产生了不少民国才子，如鲁迅、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等。鲁迅标新立异，虽是革命一生，但也能粉丝拥趸，稿费拿拿，无限风光，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得以善终；胡适教书育人，学而优则仕，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若干职务，也算人尽其用；而徐志摩也算死得其所，这位*才子为养花，四处奔波，死于空难，成就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发生后，才子们消失了，郭沫若做了应屁虫，他文品一般水准，人品不可恭维，不过投机尚可，竟成为“才子们”的领袖！另外的茅盾也不过如此，作品影响度不及张恨水、张爱玲不说，就其政治面貌也更是戏剧性：入党，退党，要求再入党，如此反复。其他的，如老舍、傅雷、陈寅恪，死得好惨；就不说了，以免伤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也谈知识分子
文/龙之鸣（老虫） QQ：5885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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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历来是时代的精神，社会的良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以天下为己任”，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精神、民本思想。他们在两千年多年君主专制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知识阶层的独特的积极的社会功用。这一传统一直传递给他们后来者——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也就有了新的诠释。知识：知，知是非；识，识大体。“知是非”就要不仅使自己更重要的是使整个民族摆脱蒙昧状态，走向开化，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要求；而“识大体”就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能够顾全大局，为一个民族奔走呼号，或者在民族发展时期恢复一个时代的良心。也就是说，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知是非识大体、能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而努力的人。“知识分子”如果按照西方学者一般理解，就是除了受过相当程度教育并且献身于专业工作外，还必须具备超越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私利之上，深切关心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利益的品格。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都证明，这个解释是符合这个阶层的特色的。如果知识分子一味沉浸于书斋，沉味于字句，作文以自娱，避开社会洪流，那么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一群目光短浅逃避现实的酸腐的学者。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降，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社会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国强国富国的主张。他们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等。这些人提出的救亡图存求强的道路，虽然值得商榷的，但是他是在为整个民族在摸索，已经是大知大识了，已经体现了新型知识分子的功用了。
时值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呼声日盛，中华民族复兴已经成为许多炎黄子孙的心愿。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了。
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至关重要的一步。一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一个民族的复兴，就是一种文化的复兴。而这种文化的式微或者丧失便是一个民族衰弱与灭亡的征兆。就此而言，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是第一步。因为从现实意义来看，他们是一个时代导夫先路的“引路人”。
西方有许多民族的复兴是在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实现的。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出现了但丁、彼特拉克等“哥伦布”的开天辟地式人物），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出现歌德、席勒等世界文化名人），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出现了普希金、果戈理等文化先驱）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在文化上要做到继往开来：首先，必须使以前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合理地复活，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鲜明起来，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其次，我们必须开拓，汲取他国文化的精髓，给身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永葆青春。
现在，某些政府官僚（其实许多官僚由知识分子充当着）的*已经导致了整个民族的*。官僚*最恶劣的影响就是会导致整个民族的*。比如，希望工程，巨款不翼而飞，寒的是天下那些有良心的人，从而使良心工程失去了群众基础；一个华侨捐款建大学的书院、科学馆，有人中饱私囊，这怎不叫那华侨寒心？从而使华侨报国之心受挫。为什么会这样，人的社会责任道德的良知竟崩溃到如此地步？这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样的，没人相信希望工程，没人相信人间正义。
出现这样的严重后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不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新型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能通过依靠某个阶层或者某个团体，谋求个人的私利。因为思想并不给人以特权，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激浊扬清，恢复社会良心，引导社会正气，教化民众。
知识分子是否沉思过——李白说过，“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去细想一下，这些*究竟是什么导致的？一个时代的良心又到哪里了？有人要入党，真正的动机难道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是，当然好！而那些王宝森、成克杰之流难道这些话不是也挂在嘴边？好话谁不会说？言行分裂、口是心非——知识分子也是其中惯用的伎俩？有如柯云路之辈，说什么特异功能，什么生命科学，哗丛取宠，都是些无根无由的屁话，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既为“知”，又为“识”，知识分子岂能去误导一个时代？引导一个时代，激浊扬清，导源清流方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任。
我们是否“真”？知识分子可以怀疑一切，但是他不能怀疑真理。什么是真，这一点他们应该知道，但是更重要的是坚持真理，坚持说出真话。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知识分子已决不是那些做着“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式的文人旧梦，停滞在书前而毫无一点社会责任感的人。
论文已死，学术将亡，教育制度该不拘一格
引
继东北财经大学曝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后，上海一位博士研究生又发现一篇更牛的论文抄袭事件，除了“致谢”不一样外，两篇论文的全部内容一字不差。
近年来，教授与研究生数量共长、论文与学术成果齐飞。但细看一下这些“成果”，东摘西抄者有之，胶水加剪刀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请人捉刀者有之，瞎编乱造者有之。东方论文大国崛起的“捷报飞来”，只能“当纸钱”，烧给在论文丰收中死去的中国学术。
论文“垃圾化”由来已久。
且看那些学生们：
考研的门坎，进出两扇门就是英语和政治，舍本求末，并不注重学生的学术水准。政治这玩意儿简单，思想政治历来是灌肠式的教条，考试时“八股”一下即可，所以英语最重要，只要英语好，过了四级六级八级，便坐上了硕士直通车。准入后，大学生活就轻松了，学分人情化，一旦考砸，和老师热线联通一下，联络联络感情，能放则放；毕业论文么，基本上凑足字数，场面上过得去，硕士帽子便向你招手，“恭喜你毕业了！”
毕业论文可以说是荒唐的三年的荒唐的总结：素质好一点，就是东拼西凑，剪刀加胶水，组装成稿，完成了“成果个人化”；素质差一点，就直接叫写手，付钱若干，可以批量生产，网上不少写手竟以此为业，生意兴隆。素质更差的，剽窃一下，全文抄袭，换个名，就大事告成。
所以，很多学校，所谓的研究生、博士生，认真搞学问的麟毛凤角，混文凭的多如牛毛。更夸张的，很多学校很有市场经济头脑，出售“文凭”，政府领导、企业经营者，付钱若干，便证书到手。可见，论文“垃圾化”学校担有很大的责任。
再看那些教师们：
评等级的教师论文就是门坎。我爱人就是英语教师，今年要评讲师，评讲师就得有成果，这成果就是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她经常纳闷，英语教师的成果不就是带好班，让学生多过等级考试吗？没有论文再有本事，也得淘汰，即使是你孙悟空，就比不上有“成果”的猪八戒、沙和尚。
我爱人无奈，认真写好论文，就得找发表，但是不出版面费是绝对发表不了的。她终于找到了门道，高兴的对我说，“一类期刊，500元一篇，来者不拒”！学术杂志真是生财有道。
有些教师镀得金身，晋级成功，成为教授、专家，就功利性很强，俨然以“BOSS”自居，到政府或者院校弄到若干个“指标”，申请到专项资金后，成立课题小组，开始分包，接下去工作就是他门生的事了，经过复制、粘贴；拼凑、组装，砸出块“砖”来，说是“成果”，钱财到手，项目分成，皆大欢喜。一言概之：专家砸砖，砸死学术，抱回金砖。
这些事情我看得多了，比如浙江大学旅游学院周玲强教授做《中山中路旅游指导规划》，看到设计文本的电子稿，晕死，到处都是“复制、粘贴”的痕迹，也太不负责了。此人甚吃香，抱得政府项目金砖无数。
最后，反思一下素质教育：
我们提出素质教育已经很多年了，素质到现在，没有素质出诺贝尔奖；素质到现在，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根本不是培养人。培养人么，求真、求善、求美是基本要求吧。而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为什么“真”不起来，做起事来弄虚作假；为什么“善”不起来，得势者贪赃枉法，得财者为富不仁；“美”不起，相继成为丑陋的中国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失败。
其实，我们的教育喜欢“格式化”掉人才，不大喜欢剑走偏锋的偏才。有做学术潜力的人却非此类课程的成绩不过关，拒之以门外。人才少，天才更少，我们总不至于要他们是全才。说说年轻一辈，韩寒吧他偏课的，七门功课不及格，却文采出众，深得人们喜欢。
关于中国教育“格式化”人才，我深有感受。大学时期，我特别喜欢搞比较文学的，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并形成了不少的学术观点，论文导师也垂青，喜欢点评我写的文章，我也想继续我的钻研，但因为英语太差，便一票否定，连学位都没有给我，何谈前进之路？如果那时，浙大能够不拘一格，录用我这样的偏才，以我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爱思考善比较的特长，形成自己观点的人，弄几篇论文，混个博士不在话下的。我也一直在思考，我学英语有什么用，难道英语好，就一好万好？英语不好，就万事“OUT”了？
论文已死，学术将亡，而矛头直指的却是中国的教育制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何不让金庸好好的回家
作协不算得好池，王幸福（王兆山）、余含泪（余秋雨）、郭抄袭（郭敬明）之流都在里面，个个都背顶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