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心不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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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不能等待-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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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接受照搬。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对其重新进行审视。近年来人们自发开展孝道教育的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它包含的合理内核,以及它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启示。现简述如下。     
  (一)孝道教育呼唤人性复归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①
  所谓“人性”,它是与“兽性”、“野性”相对的概念。我们当下倡导人性化,旨在引领整个社会远离野蛮愚昧,开创和谐高尚的现代文明。我国古代儒家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们在构建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时,几乎都根据“人兽之别”提出自己的主张。孝道观念的产生,恰恰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明显区别。
  马克思主义多方论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生命活动而言,曾深刻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①。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孝道的人性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启示:众所周知,“孝”的观念,来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生命的产生和延续。中国千百年来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即“生我者父母”,道出了是父母给予了自己生命这一最朴素的事实,作为获得此恩泽的后人,理应知恩怀德回报先人,“孝”的观念便由此产生。所以,“孝道”是中国先民对人生命活动自觉意识的体现。动物都有生命活动,不过是一种本能,而有了孝道观念的古人,却常常用来证明行孝也是动物的天性,是符合天地自然之道,为孝道寻找到了理论依据。所谓“慈乌有反哺之恩; 羔羊有跪乳之义”,告诫人们如果不行孝,那就不如畜牲了,不配成为天地中的一员。其实,这是人对生物本能所作的“孝行”诠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道观念的确是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觉醒。我国古代孝道观念的创立,从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论,又一次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早熟。为了提倡孝道,古人明言:“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意思是说懂得自己作为“人子”应尽的孝道,那才谈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中国古人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智上,只有具有人特有的社会意识和情感,才算真正区别于禽兽,具有人性了。因此,能不能理解孝道,实施孝道,便成为衡量一个人人性天良的标尺。
  (二)倡导孝道,催生“生命教育”
  《孝经》记载孔子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直接将孝道的发端(“孝之始也”),与人的生命体的产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相联系,告诫弟子们要珍惜生命。这是我国古人实施孝道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据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调查则显示;约有2/3的中学生在抗挫折、适应社会能力方面不及格;面对挫折、困难;不知如何解决;甚至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②。
  有位学者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 我们应当教育学生珍惜造化只赐予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需要意义的支撑,没有意义支撑的生命,就是无根的浮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经写过一首《自勉并勉同志》③的诗: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珍惜生命者的共同理想与抱负。
  我们倡导孝道应当教育人们既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可无视生命的价值,践踏生灵。弘扬孝道教育,应与生命教育相联系,将生与死讲透,借以唤起人性的良知,使全社会都形成珍爱一切生命的共识。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我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每一个生命的举措,我国军民万众一心拼死从死神手中夺回每一个生命的事迹,以巨大的震撼力净化着中华民族的心灵。
  灾难使人们顿悟了生命的珍贵!
  我们先祖在传统孝道中倡导珍重生命的教育,在21世纪初年的中华大地开始变成现实。虽然我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但是,我们却接受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深刻教育。
  我们期盼在推行现代孝道教育的同时,能够培育出一大批“生命卫士”!
  (三)孝道必须情理相融
  传统孝道具有情理相融的特点,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人的理性与感情的融合;其二,是指“法理”与“人情”的融合。
  理性与情感结合。孝道教育中的情理相融,可以有效抵制社会功利思想对人们道德的侵蚀作用。功利心往往会泯灭人的善良天性,儒家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①的主张,以求孝道教育能够克服功利心的干扰,养护人性的理智与情感。当代史学家钱穆指出“慎终”和“追远”都是礼制,是古代先贤追念祖先功德的理性认识,儒家其所以要倡导这种礼制更有其深意在:“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丧祭之礼”②,因为这种礼仪能够表达人们对于死和生的一种纯真感情,体现孔子所倡导的仁心与仁道。钱穆认为,孔门经常用孝道教育来“导达人类之仁心”。这种丧祭之礼,对死者不可能有实利可得,对于生者也不可能获得任何酬报,这种礼仪活动有可能“超于功利计较之外”。如果对死者尚有怀念的仁心,可以推想,对于生人当然就更不会违背仁德了,充分肯定了儒家孝道教育注重培育人类仁德情感的旨意(至于今人借丧葬摆阔、散布迷信思想等,则与原始儒家的初衷大相径庭)。事实上,情感是人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极端重视真情实感的教育作用,这是儒家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著名儒家学者、教育家陆九渊,曾经为丧祭礼制赋诗道:“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意思是说,人们面对埋葬先人的坟墓所涌动的深沉哀痛,以及在宗庙中所表现的对先祖真诚的崇敬之情,这是人类最为珍贵的、绵延千古不曾泯灭的良心啊!
  《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告诫弟子子游说,没有对父母一片敬爱之心,与人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呀?表明供养只是功利的,敬爱才是情义的,而情义无价!儒家倡导的孝道,具有情与理相融的特点,有助于使儿童尽早地理解爱,学会爱。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功利主义对人的侵蚀,净化人们的心灵。
  根据孝道情理相融的特点,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重视发挥其“传递爱”的作用,倡导推己及人,唤醒民众内心骨肉深情的天性,致使民心归于厚道,将爱心从家庭内部传递到整个社会,使社会风气充满温馨。1935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天伦》,通过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提倡将一己、一家的爱推广及于全人类。由著名音乐家黄自谱曲的主题歌——《天伦歌》,讴歌了中国古代圣贤所推崇的大同博爱思想。歌中唱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弘扬了传统孝道由个人亲情达于大同博爱、实现人类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理想。这首歌曲,曾经感动过几代学子,昭显了传统孝道思想情理相融的感人魅力。
  法理与人情结合。《论语》记载,“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①意思是说,子女侍奉父母,一旦发现父母有过失,应当委婉地劝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如果父母不听,还应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等待机会再劝谏,虽然如此操劳忧心,也不要对父母有所怨恨。孔子的这段教诲,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兼容的一则典型。父母有过失,按照法理当立即处置。做子女的,应当遵从法理,不要使父母触犯法规,所以负有劝谏的义务。但是,伦理关系,不同于法理关系,做子女的不是直接的执法人员,他们与父母还有亲情在,因此,采取的方式就不同于执法那般强硬,而应委婉,且有耐心,既不要使父母犯法,又不要伤害人伦感情,使自己陷于不孝,故而,需要“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体现。这种做法,往往能够使犯有错误的父母心服口服,起到仅用法理收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回想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多少子女与父母决裂的惨痛事例,使整个社会陷入“情感危机”,人们备受“人性创伤”,至今仍然令人痛心疾首。孝道教育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思维方式,应当说,恰恰是我们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创造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新”思维。     
  (四)行孝要求知行合一
  传统孝道教育知行合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与礼制的结合上。中国古代的“礼”,既包括礼义,又包括礼仪。也就是说,既要求人们提高对礼的认识,还要求躬行践履。孝道教育欲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发挥其情理交融的特点,达到入人心、动人情的作用,就必须借助通行于整个社会的孝道礼制、礼俗,使孝道教育的推行具有“知行合一”的载体。
  中国古代的养老敬老制度。孝道教育的“知行合一”原则,是有制度保障的。据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记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建立了养老的制度。秦汉以后,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封建王朝在敬老、养老问题上,直接继承了周代以来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置三老、五更之官以养老;对年老及退休的官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优待;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年人在政策上时有照顾的规定。历代统治者的目的都是希望借助敬老养老,来推行孝悌之道,使国家和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同时也是对举国臣民百姓实行的道德教育,用以激励风纪,培植良风美俗。
  中国大致从周代开始,就建立了官员退休养老制度。退休称为“致仕”、“致事”、“致政”,意思是指把职务交还给国家。古代官员退休的年龄通常在70岁,他们退休后,可以颐养天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养老措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众多统治者认识到,许多退休的官员,多是学识渊博、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有识之士,有些老年大臣对国家曾经作出过贡献,是具有威望的国之###。因此,历代帝王对老年官员在政治上多表示敬重,在生活上也多给予关怀和照顾。另外,历代封建朝廷还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人,也建有养老制度,称为养“庶老”。那是指“民中贤者”,先由乡负责养老,进而“养于学”,让他们直接培养官府的“接班人”。把养国老与养庶老区别对待,这是封建礼制有等差的表现。但养老的精神是一致的。康乾之世,还有轰动朝野的“千叟宴”,乾隆登位50年举行的“千叟宴”,预宴的老人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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