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先生说，再待期月，我去听你说书。
又一月之后，柳敬亭仍到城隍庙前说书，听众倍之，说的是《水浒传》中另外一段，莫后光还是悄然杂于人群之中观听，直至散场。当莫后光到达家门口时，柳敬亭恰也到了门口，对先生一个长揖，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挽了柳敬亭的手一起进屋，坐下吃了茶，对柳敬亭说，你今日演义，亦已进门，且登其堂。书之内容，不算惊险，而人们听得耸身延项，大气不出，嘴张舌僵，毛竖发立，中微洞幽也，入情入理也。可矣。然而技进于道，道至于成，入其室，坐其中者，子乎？子乎？莫后光说罢站起，抚柳敬亭肩背，说，子能大成乎？大成者，进于神也。期月再言，期月再言。柳敬亭对先生一个长揖到底，退出两步，转身离去。
又一月之后。柳敬亭还是在城隍庙前说书，听众如山，说的仍是《水浒传》，莫后光杂于众中观听，直至散场。当柳敬亭到达莫家门口时，已有童子在门口等候，说先生有请。柳敬亭进门，莫后光站在天井里迎候，挽手进屋，坐下用茶。柳敬亭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说，于你，我已不能指点，只能评说。你说书时，目之所视，手之所来，身之所动，足之所移，言未发而哀乐具足乎前，言已发而听者恍然若有见，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听者若有所失若有所思若有所得若有所往矣。从今后，你掉三寸舌，而遍行天下可矣！至于成其大，成其神，是所望于子也！后光遇子，死不恨矣！莫后光言罢站起，竟对柳敬亭一个长揖。柳敬亭拜下，莫后光亦拜下，二人泣下数行。莫后光取自己所说之《水浒传》一部赠柳敬亭，且将自己所用之惊堂木一块，双手奉上。
这就是柳敬亭遇莫后光的一段佳话。
第三部份 艺高品正 名噪金陵
一， 二十年来踪迹
柳敬亭自从得莫后光指点，说技大进，这以后的二十年，他的情况，只有一笔带过的两句话，即当时大诗人吴伟业《柳敬亭传》所记：“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吴伟业这样的文士，因为在某些场合欣赏到柳敬亭说书艺术，大为惊喜，且重柳敬亭之坦荡婉直，有“初即之也如惊，骤去之也如失”之感，为之作诗撰文，结为好友。从这时起，在文字记载上才有了这位大艺术家的身影，但终归不能见于正史。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从莫后光那里辞行之后，青年柳敬亭继续浪迹江湖，达二十年之久。曲艺史家陈汝衡写道：“二十年岁月是悠长的。柳敬亭挟一技之长糊口四方，不知走遍多少乡村城镇，经历过多少人世艰辛。”而正好在他艺术最成熟的时候，来到了繁华都市南京，其时九州风云变幻，有李自成起义，有满清向明朝的进攻，而士大夫一般都在沉缅酒色。正如《桃花扇》第六出《眠香》的收场诗所形容的：“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懷里啭歌喉。”
这时的柳敬亭四十岁人，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人了。我们从吴伟业对他的描写可知：“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显通，傲弄无所拙。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这段话写得很客观，很具体，很公正。柳敬亭对待地位低的人，最能谦虚平等，而对地位较高的人，则无半点低下言态，甚至对他们傲然讥嘲。他与人交谈时，开始却也平常，并无多言，但谈得深入一点时，就显出言语平和而雅致的特点，令士大夫们倾倒不已。因此，这些高层文士敬重他，不仅是因为他有高超的说书艺术，而更是因为他有相当不俗的人品人才。柳敬亭在二十年浪迹生涯中，把自己炼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是说书中的深厚中华文化与浪迹中的丰富阅历造就了他。
在这二十年浪迹中，他在大江南北广为说书，艺术影响可想而知，只是无有记载罢了。
在此，简略介绍一下评话艺术。成都天迴山出土的东汉说书俑，一手持一小鼓，一手持一小棒，是连说带唱的格局，而扬州西湖乡出土的西汉说书俑，是徒手说书。如今我们见到的说书，基本应算是徒手，看去很简单，但工具其实有八样之多，所谓有“八宝”，第一宝是“自尊台”，就是书台，台上只有说书者一人，有“高台教化”之意。第二宝是“无二椅”，台上只有椅子一张，没有第二张。第三宝是“*围”，就是说案前面的桌围，遮住了说书人的腿脚。第四宝是“生机壶”，就是说书桌上的一把茶壶，作用很大，偶忘书词，茶壶一端，可以想一下。第五宝是“添词杯”，作用与茶壶相同。第六宝是“没大小”，就是手帕一方、扇子一把，手帕可示作圣旨，可示作裹脚布，扇子能当书简，能当刀枪，比喻多端。第七宝是“止语”，就是醒木，俗称惊堂木。第八宝是“聚宝盆”，就是旧日书场上向听众收钱的大碗。
那么，柳敬亭说书时，是何格局呢？首先，他说哪里话？人们估计，他该是用江淮官话说书。其它方面情况，我们可参考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二十多岁时，柳敬亭八十多岁，他们虽未见过面，却同过时，相去未远，孔尚任《桃花扇》四十出，前加“先声”，后加“余韵”，当中又闰二出，共四十四出。“先声”里借副末之口说，此剧“实事实人，有凭有据”。那么此剧中柳敬亭说书的格局，该是可信的。在《说稗》一出中交代柳敬亭的舞台动作时，有“上坐敲板鼓说介”，“拍醒木说介”，“敲板鼓唱介”，是有说与唱这两个基本形式，工具有醒木，有板鼓与敲板鼓的颤杖，另外，说书时“上坐”，高高坐在观众对面。这样的形式，可以说，上承秦汉，下启后来。此外，柳敬亭在说唱时可能还有一个工具，是“寸板”，大约相当于如今说山东快书时手中的那两片碰击发声的金属片儿（今称鸳鸯片），见于《桃花扇》第十一出《投辕》，剧中的柳敬亭形容自己的本事是“稗官词，寄牢骚，小鼓儿颤杖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轰雷烈炮，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但情况也并不拘泥，曾听柳敬亭说书的李良年作诗说，“灯前历历开元事，只在棋声扇影中”，自己作注说，“叟以一棋一扇按节作口技。”可见柳敬亭说书时，手边也有只用醒木与折扇两种主要道具的，这与今天的说书人是一样的。
陈汝衡认为，柳敬亭重在说，而不是唱，这个看法是对的。至于孔尚任笔下柳敬亭手中的道具似乎多出了几样，我们认为大约也是可以的，孔尚任虽未亲见，毕竟讲究下笔有据，在柳敬亭说书用何道具上，一定请教过别人。
《扬州曲艺志》引评话表演艺术家王少堂说，评话表演的技法有“手、口、身、步、神”，这与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很类似。评话的“步”不是走台步，是指腿脚随身有所偏移，不是僵而不动。
柳敬亭说书时丰富的“手、口、身、步、神”，是十分精彩的，当时学士文人多有记载，比如：
大学者黄宗羲写柳敬亭说书，“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诗人曹尔堪亦有类似形容，“炯炯双眸惊拍案，似听涛飞石走”。
文人王沄记载说，柳敬亭说书，“音节顿挫，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刚柔两种都能表现得活灵活现，当时文人周容《杂忆》中也记载，柳敬亭“说闺阁儿女指粉芗泽，或米盐诟谇”，也能“罔不解颐”。
柳敬亭说书不但做到他的老师莫后光要求的能让自己“坐忘”，甚至也能让听众都“坐忘”了，周容记道：“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髪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张岱对柳敬亭说书也有一段有名的记载，“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如此。”
总之，柳敬亭说书，真是精彩极了。
我们所能见到的柳敬亭画像，是清人王小某临本，儒雅大方，亲切近人，睿智沉着，安如泰山，戴帽着袍，手执一扇。不是说书时的写照，而是平日站着见人的样子。王小某临本，必有所据，形神兼备，很高明，很可信，符合吴伟业《柳敬亭赞》所描绘：“颀而立，黔而泽。视若营，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丑而婉，忠其德。”也符合张岱《陶庵梦忆》所写：“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
以今日的技术和绘画，根据柳敬亭这幅老年时的画像，必能作出他少年时，青年时，中年时的画像，而且也将是可信的。
二， 艺界为魁星
黄宗羲《柳敬亭传》写道，柳敬亭“之金陵”后，“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张岱《陶庵梦忆》写道：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净递，款款言之。”丙夜就是三更天，这时酒足饭饱，坐下来品茗听书，柳敬亭是要说书到深夜的。
可见，作为说书艺人的柳敬亭，浪迹到南京之后，较为稳定下来，被邀至达官贵人公卿士夫的华堂闲庭说书献艺，生意极好，要请到他须得定金预约。
当时，南京有个名叫王月生的著名*，色艺双绝，最称走时，“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张岱写道，柳敬亭“貌奇丑”，却与王月生“行情正等”。倡优等视同观，饱含封建社会艺术家的屈辱，但透过张岱所记，可以看到，柳敬亭的说书，在明末南京那样高度享乐与高度文化结合的大都市，得到高度的认可，是很不容易的。而柳敬亭说书的内容，如《隋唐》、《水浒》，却是给那一社会送一帖清凉剂，这一点，当时有人是感觉到的，吴传业《柳敬亭传》中记载：“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亲见之乎。”而柳敬亭“闻其语慨然”。当他与一些朋友聚会时，“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可见，柳敬亭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
当时南京邀请柳敬亭说书的最显赫的，有“吴桥范公大司马”，即范景文，明代最后一个宰辅，生平痛恶魏忠贤阉党，努力解救受*的东林君子。还有一个是“相国何文瑞”，即何如宠，入阁办事，加太子太保，人品端正，极负清望。此二“阁老”，当时正在南京，柳敬亭给他们说书，“风雨飒沓动鬼神，片言落地咸称善”（魏耕《柳麻子说书歌行》），受到极大欣赏，这无疑给艺术家更添声望。陈汝衡先生写道：“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并不因为受赏于这些‘阁老’之流而有所提高，可是凭藉达官显宦的游扬，使柳敬亭能够多认识一些文人学士，使他的名字在他们的诗文笔记里传留下来，这却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应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