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菜你都敢动，你有没有老娘啊。
这样的故事听来何等感人，但是后来城管队吸收不少黑社会人士后，故事就不那么感人了。我还曾听说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在菜市场转悠，代管一些公平。他管理的资格是因为杀过人。
跟我说到那个人的人，嘴角一笑，其实也就是本能自卫，不小心捅了别人，没想到一刀就捅错部位。
傅红雪的艺术标志是一把漆黑的刀，刀柄漆黑，刀鞘漆黑。我承认，我在做警察之前，人生是不幸福的，有时候我渴望有一把漆黑的枪，枪口漆黑，枪管漆黑。小时候，我蹲在镇子的路边，看小杨警察宽大的警服下摆。那里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但我相信有枪。
那个镇子叫莫家镇。其实当时是个乡，为了虚荣的需要，我一直说它是个镇子。就像我们县其实是个市，因为在市里很不出名，索性就叫县了。人都有点曲曲儿，人性弱点啊。
拉小提琴的大人（3）
后来我从该死的省专毕业后就分回我们县了，去的第一站是人称我们县西藏的边远山乡。在那里，迎接我的派出所所长正是当年的小杨警察。杨所长竟然比我矮，比我白，而且手头的枪也从粗大的五四式换成小巧的*式了，这就有点女人气了。
那时候，有个从外边打工回来的年青，觉得看过高楼大厦，看过SOHO现代城就牛逼了，就不把杨所长看在眼里，就要耍酒疯了，耍到最后，派出所门口就聚集来一帮骑太子摩托的支援者，他们仿效前人，一个个都不挂牌照——我就是不挂你能怎样？
那是个需要枪出来*的场面，只有枪才能把一些个借酒装疯的人从可耻的大无畏拉回到虚弱的现实中来。但是杨所长迟迟不拔枪，我都憋坏了，难道他忘记什么是艺术了。
艺术应该像小说一样，屋顶的瓦片震裂，小鸟儿扑着大翅飞蹿而去，而凝结在一团的云朵被击破后仓促下出雨来。这就是枪声，曾经在警校射击课上将我耳膜操破的东西。
必须说，杨所长比我更懂得时机。他一直等那个挑事的年青将弓张满，才敏捷地从腰部把手枪取出来，朝天放了一枪。
事情比预想的糟糕。我知道杨所长放了一枪，杨所长自己也知道了，那些个年青却不知道。因为那声音就像豆子爆了一样，又闷又哑，很是扫兴。今天我们看到姜文在自导自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拿着一把猎枪，在山林里左一枪右一枪，很像巴顿，煞是威风。其实枪就是这么回事。
也许它要在人身上扎出个血淋淋的伤口才能成为艺术。
那血淋淋的伤口是盛开的鲜花，是吸引雌性和社会的吸铁石。
絮叨了这么多，必须说说艺术的另一半了。艺术的另一半是自我世界。这个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共处的世界，另一个就是在某些人脑海中存在的自我世界。在那个世界，剪刀、枪和篮球都丧失了价值。
虽然郑老师那高贵的装饰也曾在八十年代的莫家街引起轰动（就像傅红雪突然出现在藉藉无名的村寨）。但轰动只是我们的，跟他无关。他吸动着尖尖的喉结，轻微地咳几声，自顾自地往前走，而我们小屁孩就追逐在后边，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好奇，都不知道这块拉着几根马鬃的深红木料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看到琴上边有个精致的洞，洞口有星星一样闪亮的螺丝，螺丝往外则是优美的弧线，弧到最后和空气融为一体。我们中的一个说：“跟何老师一样。”然后就跑开了。
我们哈哈大笑，也一哄而散。
在远处，我们看到郑老师的背影一截截被刀砍了，像个渺小的虫子进了城堡。我们镇小在夕阳的辉映下就是一座城堡，城堡的正面是两层楼，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老师的宿舍，在正楼后边是一圈环绕着的平房，一年级到五年级按顺时针的方向排好，从校门左侧进去，是进去，从右侧出来，是毕业。
郑老师来了后，我们不想毕业。因为经过考察，我们知道中学老师里没有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有个吹笛子的老老师不错，但老是吹些《跃马扬鞭催粮忙》，不文雅。
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坐在放学的路上，看着夕阳照在城堡的尖头上，看一面微微飘扬的惨白红旗。我们都在等待一件事情。我们那么忧伤地看二十分钟，估计筷子开始在艰难地寻找一块肉丝，然后很遗憾地，又重新去拨拉那些肥硕的青菜叶。吃吧，孩子，快吃吧。他很听话，把大团米饭提到还带着虫子的菜叶里，用洁白的牙齿咬，粉红的口腔压，用匕首一样的喉结咽，然后等待它缓缓滚到胃里。
拉小提琴的大人（4）
最终，我们仿佛听到筷子敲打了几下瓷缸，他也伸了伸懒腰。
我们擦了擦眼睛，定了定耳朵，开始虔诚地等待郑老师右手拿起琴弦，比划几下，再左手拿起琴，把琴肚子压在下巴和脖子中间。我们每次都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音节的火苗，慢慢往空中蹿，蹿到一定份上，开始越来越快，快到我们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就像坐三轮车突然上坡，心脏往上飞。
郑老师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知道用艺术之手，在激昂之后慢慢抚慰我们，我们听到那奇妙的嗯嗯哦哦声音，缓慢回旋，就像何老师穿着洁白的裙子从空中慢慢坠下，坠到大地上，没有丝毫动静。
然后我们等待那琴师把声音驱入到河流中去，就像把落叶和鱼驱入到河流中去一样，我们在偶然到来的波涛面前大呼小叫，在看见坐地而起的大山后声嘶力竭。然后暴风、洪流、地震一起到来，然后声音没了。
我们一起倒在地上，寂寞。
如果郑老师知道就是这琴声结束的寂寞，驱使我们一次次不按时回家，他一定会拉得鸡零狗碎，但是他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一位叫周尊文的老师讲，说郑老师拉的时候房门紧闭，窗帘都会拉上。
有次门没锁好，周老师恰好进去，看到他泪流满面。
周老师说了一句，真假。用现在SOHO现代城人的话来说，就是装逼。对了，当年那个胆敢挑衅我杨大所长的小厮听着，老子现在窗户对面的窗户，就是SOHO现代城的窗户，在那里刚刚掉下来一只火球。我和它相距也就十几米吧。
周老师说的，我们不信。我们有判断力。如果一个人拉上窗帘，关上房门，还在流泪，那他就不是流给别人看的，他肯定是被自我世界感动了。他是艺术的神。
我们很快也找到让自己流泪的艺术品种，有一位姓夏的哥们，画的马说是能骑上去，有一位叫菜包子的哥们，写出了五言绝句，想当年，他只会写“夏老三是大王八，你爱夏小英，夏小英也是大王八”。现在我们不这样了，现在我们文雅了，进入自我世界，超凡脱俗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仍然不敌郑老师。郑老师的造诣是九牛，我们是一毛。有时候连毛都算不上，算个毛虱子。
二十多年后，有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拨弄了几下吉他，我就五体投地，我是毛虱子。我们养成了对艺术家保持尊敬的习惯，那是门外汉酸楚的仰慕，和幸福的自卑。二十多年后，还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残酷地画画，虽然我知道她画得不好，但她命令我走开，我还是灰溜溜地走开了。
艺术家都是阿基米德，你要让她把算术算完了。
在莫家镇，艺术对孩子们而言，带着保护的神圣光芒。那些父母不可能解决的委屈，在郑老师的小提琴声中解决了。那些污秽的思想，想观看女人那里的欲望，也在壮美的黄昏里消褪了。我们纯洁得像青草上的天使。
就这样永不毕业，像初恋情人训导的那样，平平淡淡，平淡无奇的，老去。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们产生强烈的欲望。
那是一个青天白日，一个面目模糊的年青，被穿绿衣服的武警推下吉普车，一路踢到公审大会的大红横幅下边。他没有任何语言，法官问一句，就点一下头。最后法官拿着大喇叭大喊一声：“罪大恶极，执行枪决。”那个人就又被塞回吉普车，拖到某个隐秘的地方像解决尿一样解决掉了。
拉小提琴的大人（5）
那个死掉的人没有给人民群众留下任何印象，但是他*过的人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何老师。何老师没去公审现场，不知道法官隆重表扬她了，说她敢于突破封建糟粕，敢于报案。
何老师病了，这一病是一个月。我们是孩子，知道人们都在谈论什么。我们的思想没有那么污秽，我们都想重新看到她，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是何老师刚一回来学校，就又病休了一个月。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强烈欲望的，我们想拉小提琴的人拉开窗帘，打开门，走出宿舍，走下楼，走出城堡，走上公路，走进三轮车，走到邻近的乡镇，走到一户家庭，走到何老师床前，说：“我娶你。”
但我们每天只是听到那幽怨的小提琴，越听越失望。我们听那就是一段老生重弹，就是一支曲子拉来拉去，破绽百出，千疮百孔。我们都很不屑。但是在我们重新看到何老师时，又兴奋得一起捶桌子，因为郑老师的手挽着何老师的手。
郑老师穿着他第一次来到莫家镇的淡红西服，推了推眼镜，提了提喉结，和蔼地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永远看到美丽，你们的脑袋是一盆没有污染的海水。”
我后来在形容大海时，都在竭力逃避“一盆”这个说法，因为这是郑老师用过的，是属于他的。我后来用过“一部”、“一曲”、“一座”，但都没有“一盆”来的好。
纯洁的郑老师和没有受过污染的何老师结婚了，他笑着把穿着红棉袄的何老师抱进绿色吉普车，在莫家街游街，他向那些烂嘴的妇女扔糖果，说得越多的扔得越多。何老师后来也从吉普车里伸出头来，向外边投掷干枣。
那些枣子和糖果像玫瑰花瓣一样，铺满了街道。不过经我们小孩大人一顿疯抢，又颗粒不剩。那个画出好马的夏同学，还吃了一颗枣核到肚里，家长说是要送到医院开刀，他说且慢，让我拉泡屎，后来就在屎里找到枣核了。
家长抽了他一耳光。
应该的，要是枣核刮破肠子，一个画马的艺术家不就废了？
后来，我们从镇小毕业了。虽说从镇小到镇中的距离只有一里路，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被分别的气息惩罚了。某个下午，我把暑假作业做完，就被一种强烈的膜拜欲望折磨，我看到小提琴的丝丝儿在天空中飘荡，牵引着我向门外奔。
这样，我三两下就跑到城堡了。
在奔跑的过程中，我看到草在教室前疯长，几个建筑工人吹着口哨，我蹬的水泥台阶竟然松软得一塌糊涂。我急急走到那扇紧闭的门前，提醒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后来我追求初恋情人也是这样的，我在女生宿舍门口心脏狂跳，一直在做深呼吸，我害怕溃不成军。
但就在我要敲门时，突然看到自己像只鸡被轻轻提走了。
我被扔到楼梯拐角处，那个剃着平头的建筑工说：看看你做的好事！
我看到我的鞋上有水泥渣渣，而那新铺好的水泥楼梯已经留下我的脚印。我他妈还是三步并两步蹿上来的，不是每级台阶都留了脚印。
然后我听到耳光声，从我耳朵旁发出来。噼里啪啦，啪里噼啦，像苍蝇闯进电风扇。我忘记哭，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