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忠臣自命，表现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貌。魏咎虽然有不拒谗言、轻视人才的不足，但在临济危机的关头心念民众，为民赴死，看来不失为讲究道德与责任的仁人。周市在陈地出兵前与魏咎同在陈胜身边，两人都是魏人，一定相当熟悉，他在复立魏国时一心一意地选定魏咎，无疑是看准了两人在感情上的相通之处，对传统观念的信念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二部分：谋道 天下共逐之张耳：名士风流 乱世之际如鱼得水
陈胜攻下陈地后，在陈地隐姓埋名，为人守门多年的魏国名士张耳与陈馀前来拜谒。张耳和陈馀是秦国悬赏通缉的人物，陈胜及身边人早就闻听其名，以前未曾相见，陈地相见后非常高兴。
当地的豪杰父老劝陈胜立为楚王，陈胜征求张耳两人的意见，他们劝谏说： “将军您英勇反秦，为天下除暴，深得人心。如果现在就称王，就是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的私心，恐怕大家会离心离德。希望将军您不要称王，立即率兵西征，同时派人立六国贵族的后代，为秦树敌，扩大自己的势力，等到攻取咸阳后号令诸侯，则帝业可成。”陈胜没有听从这一意见，自立为楚王。
赵 国 长 城
在反秦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关头，张耳向首倡人提出了全力攻秦、缓后称尊的建议，并提出了扶立六国、为秦树敌的策略。无论其策略是否合适，但其战略意图是十分积极、极其高远的。事实上，陈胜在政治舞台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他之所以能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就是因为他的义举反映了人们的共同愿望。他的行为只有始终代表人们的共同利益，并以恩德感召人们，才能完成反秦大业，最终镇服天下，赢得至尊地位。如果陈地称王，无疑是对战略目标的放弃和破坏，而且，在人们的共同利益还远未实现的时候，就张扬一己之私，势必在义军中开创惟私利是逐的先例，会使人心涣散。可惜陈胜的目光看不到这么深远，果然就作出了坐地称王的事情。
陈胜称王后即派兵四处攻地，在派武臣北攻赵地时，让张耳为校尉随行。这支部队收复了赵国大片土地，张耳遂劝武臣说： “陈王以蕲县起兵，到陈县就称王。将军现以三千人攻下几十城邑，单独隔在河北，不称王无法镇守，希望勿失时机。”武臣在张耳的建议下自立为赵王，把陈胜在义军中显示出来的私欲进一步张大。
陈胜听说武臣立为赵王，无可奈何，佯为祝贺，并发令让武臣、张耳一行立即率兵向西攻秦。他大概料到这支队伍中出谋定计的核心人物是张耳，于是封张耳之子张敖为成都君，张敖去成都就封必须经过关中，陈胜是以此引诱赵国君臣全力攻秦，足见其无奈而又明确的良苦用心。新立的赵国面临着一次选择。
在赵国复立后何去何从的关头，张耳、陈馀两人又对武臣讲： “陈王祝贺我们，并非他的本意，只是一种策略。楚如灭秦，必然加兵于赵。我们不必向西攻秦，只要向北面和南面用兵，扩大我们的地盘，将来也不怕楚国。”武臣同意他们的建议，因而拒不西征，派出了韩广、李良和张黡三支部队执行自己的计划，一意走上了脱离陈胜而谋求独立发展的道路。
张耳随武臣出征以来，在立国和发展两大问题上均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他关于赵楚关系的分析似乎也有些道理，因为只有赵国自身强大起来，才能不怕张楚的进攻。然而，这里面有一个立场问题，究竟是应该站在反秦全局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还是只站在河北一支军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是前者，那着重考虑的当是与秦的对立，不可能有对张楚的顾虑；张耳没有想到与秦的生死关系，只考虑到对张楚的提防，说明他的立场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张耳在稍早前曾向陈胜建议暂勿称王，显示了比较深远的战略眼光；随武臣到河北夺得地盘后，却让武臣效仿陈胜而称王，表现了对小集团利益的公开追求。所以会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一是因为他的建议没有被陈胜采纳，心怀不满；他也由此看到了陈胜一伙属于目光短浅、难成大事之人，因而决定要在形势尚好时大捞一把，抓住眼前的利益不使丢失。二是随武臣出征时他本想得到将军的职位，但陈胜只任命他为校尉，这是比将军次一级的官职。他本来就出身稍贵，在义军首领面前有一种不甘为下的优越感。通过复立赵国，他由校尉一跃而成为首席丞相，个人的欲望立刻得到了满足。三是他听说许多出征将领回去复命，都被陈胜听信谗言而诛杀。唆使武臣立王属于对张楚的脱离和背叛，自然要提防张楚并且不顾一切地壮大自身。
张耳本是魏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人，年轻时曾是战国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后来娶了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北）一家富豪的女儿为妻，凭优厚的家资广交朋友，其中与平民时的刘邦亦有数月交往。后来他还做了外黄县令，秦朝时至陈地隐姓埋名十余年。陈胜义军攻入陈地时，张耳被裹挟和推到了更大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一个极有生活经历和政治识见的人物，本来可以为义军的发展盘算全局，指点迷津，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他自身的私欲作祟，却作出了为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而严重伤害义军整体利益的种种盘算。从给陈胜和武臣两种立场相反的建议看，他已演变成一个政治投机人物，这是他个人和张楚义军的双重悲剧。
赵国建立后不久，即经历了李良反叛之难，赵王武臣被李良攻杀于邯郸。张耳逃脱后在信都扶立赵歇为赵王，旋被秦将章邯率兵围困于巨鹿。当时城中粮尽兵少，城外陈馀、张敖及燕齐救兵皆扎营驻守，不敢向前。张耳被围数月，几乎困死于巨鹿，真正地尝到了自己损害反秦整体利益的苦果。他危急间督促陈馀舍身赴敌，遭到辞绝，两人遂反目为仇，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最终也必然地毁坏了两人的生死之谊。
前207年冬，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解了巨鹿之围，张耳死中逢生，次年跟从项羽进入关中，被封为常山王，领有赵地，建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一心经营赵国的张耳，因为历史的转机居然逢凶化吉，拥有了自己的王国。但他到国后被心怀不平的陈馀击败驱逐，无奈之下，凭故旧关系投靠刘邦，前204年刘邦派大将韩信率兵向北经营，夺回了张耳的失地，又封他为赵王。前202年张耳死，儿子张敖袭位。
张耳参加义军后投机政治，一意经营赵国，谋求独立发展，几经凶险，终也捞到了不小的利益。他是踏着张楚义军的鲜血来获取张家的王冠。
第二部分：谋道 天下共逐之陈馀：秀才造反 疏于用兵难成功（1）
在张楚义军中，有一位与张耳相齐名的人物，他就是陈馀。
舞踏俑西汉陈馀也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人，喜好儒家学说，也娶有一家富人的女儿为妻。几次到赵国的苦陉（今河北省定县东南）游历，年轻时认识张耳，执晚辈之礼，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秦灭六国后，陈馀与张耳都成了秦国悬赏通缉之人，他们一起逃入陈县，改名换姓做了十多年看门人。陈胜起义后，他们一起投奔义军，向陈胜出谋献策；武臣北上攻赵，他们两人为左右校尉相随；义军占有河北之地后，他们一起劝说武臣立为赵王，又同时支持武臣放弃西进攻秦而独立发展。
在赵国政权中，陈馀担任大将军，实际掌管兵权。他和首席丞相张耳对赵国的内政、军事、外交和危机处理都有着共同的主张与态度。他们相互配合，意气相投，乃同功一体之人。
李良反赵事件中，武臣被杀，陈馀与张耳立赵歇为王，他们率兵击败李良后，由张耳在信都辅助赵王，陈馀北上常山收集李良余部。没有想到，这一分别导致了他们的情感危机和终身的政治仇恨。
陈馀刚一离开，秦将章邯就率兵攻入赵国，张耳与赵歇无法抵御，逃入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南），章邯派副将王离率大军围城急攻，他自己负责修筑了连接黄河的甬道，给王离供应军粮。城中赵人食尽兵少，危在旦夕，城外秦军声势浩大，志在必取。陈馀在常山征召得数万兵卒，驻军于巨鹿城北，他自忖兵力不及秦军，相持了数月，不敢向前迎战。张耳在城中等之不及，派张黡和陈泽前往责备陈馀说： “当初我与你结为生死之交，现在我与赵王死在旦夕，而你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哪儿还有效死的情分呢？假如还讲信义，我们赴敌俱死，况且还有十之一二的生路。”陈馀解释说： “我顾虑前去迎战最终不能相救，只是白白送死。我之所以不愿同归于尽，就是想报效赵王和张君。现在大家都去赴死，就像把肉扔给饿虎，有什么好处？”他仍然坚持不予出战的方针。张、陈二人督促说： “情况已很紧急，现在要赴死守信，顾不了许多。”陈馀见难说服他俩，于是拨了五千人马让领去尝试，告诉他们： “我以为赴死没有什么好处，但事情还是按你们说的办。” 张黡、陈泽两人领兵向前，结果全军覆没。
半生追随张耳的陈馀在巨鹿之战的生死关头，与张耳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两人所处境况的不同，这一用兵方针的分歧必然引发私人感情及其政治联盟关系的危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两人都是有责任的。首先，张耳不应该让陈馀只是出兵不计后果，顾及战果应是军事活动中永远优先的原则；同时，他也不应该把出兵救援与个人交往混为一谈，身为赵国丞相，对陈馀以国家大义相要求未尝不可，但把要求出兵视为个人情谊的印证，反而降低了对其军事行为的约束力，也使他们自己督促出兵的理由显得黯然失色。也许他们所处的时代特重信义，或者他们自信是看重信义的人物，但是，处在求援状态下的张耳，要求救援者陈馀赴死出兵，本身就含有只想自己求生而不顾对方生死的非信义成分，他以守信义来要求陈馀出兵，实在没有百分把握。
陈馀作为赵国大将军，率兵救难本是他应尽的职守，他在此前曾经击败叛将李良，并收集常山之兵，扎驻城北以待机，都是尽本分之职。作为领兵之将，攻击前点数胜券多寡，也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但驻军数月之久，却没有任何军事动作，在巨鹿城旦暮将破的情况下，一味消极观望，这就不能算一个上好的将军。当时燕、齐、楚诸国派兵来救，张耳之子张敖亦率万余代地之兵相助，城中张耳之军有必死的决心，而秦军已有屡战疲惫之弊，加之粮草运输线路过长，赵国组织反击绝不是毫无作为。陈馀作为赵国主将，在救援中应该组织各国力量，发现和创造出进攻的战机，积极行动，即使不能全胜，也能多少缓解城中的压力。但他在这里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主将的职责，没有对各国军队进行有效的组织和部署，被秦军的气势吓破了胆，采取了自保观望的态度。巨鹿窘况本是陈馀支持赵国实行独立发展之错误战略的恶果的延伸，观望态度则表现了陈馀战术韬略的极度缺乏。
面对张耳所派使者张、陈两人非理性的指责，陈馀强调不能做无谓之死，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