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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时，元璋发布讨张檄文，列举士诚八条罪状，展开舆论宣传攻势。檄文如下：
“余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朝廷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困，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廓，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其父兄子弟，面缚舆■。既待以不死，又列以封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其罪二也。其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潜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西，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浙江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安斯民。
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其首魁，胁从不问。凡我逃逋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哲识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余所不吝。凡尔百姓，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屋，仍前为主。敢千百相聚，抗拒王师，即当移兵剿灭。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张士诚走投无路，元王朝势在必亡，当时没有哪一个力量能与朱元璋相抗衡。朱元璋讨伐张士诚和他在应天城所做的一切建设与安置一样，都是在为统一全国登上皇帝宝座作着直接准备。他的一切舆论自然也围绕这个中心。这种用心在这个讨张檄文中有着明白的表示。
十分惹眼的是，在这里，他与韩林儿、刘福通正式画了一条界限，说他们聚众烧香的白莲教是蛊惑妖言，汝颍起义是逞其凶谋，攻州打县是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包括最早依托的郭子兴，则不过是托香军为号，或者竟是孤军独立，其目的在于济世安民。朱元璋所以这样急急表白，未必然就是什么由代表农民利益转而代表地主利益，更不是由什么农民政权向地主政权转化的标志。农民没有代表，更无所谓农民政权。政权首先是个官僚群体，没有哪一个官僚群体代表农民。韩林儿、刘福通也不代表农民，不能说打了败仗的就代表了农民，与他们翻脸就是背叛了农民。但是，朱元璋的这个表白又确实是他的经济政治地位变化的反映，他已经由一个被统治者转化成统治者，而且骎骎乎成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的言论和观念就不能不随之改变。大凡一个集团和个人，他与别人抢夺争得的东西，绝不愿意别人从他手上争得。这反映在观念上就会产生一个悖论，即自己反对自己。当初，朱元璋求生救死，加入造反人群，大约不会以造反为非，以做贼为讳。到他贵为吴王即将富有四海的时候，便会反过来欣赏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高唱法律和秩序，斥责犯上作乱。在此时讨伐张士诚的时候，元璋大约还不便于公开地呵贼骂盗，因为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元朝皇帝、政府、士人面前，他还正是一个窃贼，一个乱民。第一步，他就是要与韩林儿、刘福通这一股世人公认的盗贼区别开来。用骂别人是婊子来显示自己的正经。况且，作为颍汝起义象征的韩林儿还以皇帝身份被他供在滁州，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至少要给他那些江北将士一点思想与心理上的准备。如此一骂，机带双敲，实在不失为妙招。我们看他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骂得也很有些奥妙。不骂他如何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而骂他如何对不起元王朝，实在就像是元王朝发出的讨张檄文，这也是在表白和反证他从元王朝那里夺得的土地百姓，是如何的途径正当，顺天应人。总之，在元璋已在向九五至尊的位置上走去的时候，他要极力向世人证明，他既不同于草窃小寇，又不同于奸诈之徒，而是一个应运而起、奉天讨罪、救世安民的大英雄。
舆论上军事上做好了讨伐张士诚的一切准备。
第四章 大踏步往皇帝宝座奔去三、勒死张士诚，皇帝之路又近了一步（3）
八月初四日，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水陆二十万，从龙江关出发。八月十二日抵达太湖。太湖南岸港口一战告捷，遂驻师于湖中洞庭山，占据了有利地势，张士诚太湖水师不敢出战。八月二十五日，徐达率部抵达湖州的三里桥。张天骐分兵三路迎战。这时徐达军中占卜术士说道，今天不易出战。常遇春怒斥道：“两军相遇，不战等待什么！”于是驰马攻其南路，生擒南路主帅以下军官两百余人，徐达挥军齐进，张天骐敛兵而退。张士诚遣司徒李伯升来援，从荻港偷偷摸进湖州城，协助张天骐闭门据守。徐达向前推进，四面围城。
湖州的胜败，对士诚说是生死攸关。必须倾全力救援。徐达兵临城下，士诚遣平章朱暹、王晟，同佥戴茂、吕珍，院判李茂，还有他的五太子，率军六万号称二十万，屯驻湖州城东的旧馆，筑成五个营砦，倚背自固，互为声援，意在对敌内外夹击。徐达、常遇春、汤和等分兵扎于旧馆以东东阡镇南面的姑嫂桥，筑十垒相连，以截断对旧馆的援军，显然是要部署一场湖州城外的旧馆大战。士诚的当务之急一下子又成了对旧馆的增援。他派出他的女婿潘元绍兵出乌镇，从东南方向策应旧馆。徐达则以打援战术困弊旧馆之军。他于夜间发动乌镇突袭，将潘元绍赶回嘉兴。接着填塞旧馆附近沟港，断绝它的粮道。事在燃眉，张士诚亲自率部自嘉定方向增援，徐达也自率精锐南下截击，皂林一战，大获全胜，俘虏甲士三千，张士诚败走。九月十二日，张士诚改侧面救援为正面攻击，派同佥徐志坚以舟师出东阡镇，袭击徐达姑嫂桥之垒。徐达趁大风雨天气派常遇春率勇士划数百只轻舟向敌船冲袭，敌舰望风胆丧，纷纷败逃，徐志坚以下两千余人被俘。
元璋命左丞李文忠出严州攻杭州，指挥华云龙出淮安率师南下攻嘉兴，以牵制张士诚。又派左丞廖永忠、参政薛显率一支游兵攻下了湖州南部与杭州接界的德清，以北窥湖州，南扼杭州。
徐志坚之败，使士诚感到恐惧，他派右丞徐义率队到旧馆观察形势，被常遇春发现，扼住了他的归路。徐义派人与张士信取得联络，张士信派兵相会。张士诚又派赤龙船亲兵往援。徐义被救出后，与潘元绍一起率赤龙船退驻平望镇，而后又弃赤龙船于平望，自率小舟南进乌镇，以援旧馆。常遇春绕道至平望，纵火焚烧了赤龙船，士诚亲兵死伤溃逃。从此，旧馆的各路援兵都被击退，粮饷的供应也发生了困难。旧馆驻军人心浮动。
十月四日，常遇春攻乌镇，徐义、潘元明向旧馆败逃，常遇春追至升山，连破守将王晟六个营寨。徐义、潘元明、王晟余部退守旧馆的东垒。平章王晟、同佥戴茂先后投降。
十月三十日，徐达向旧馆升山水寨发起总攻。顿时率勇士大呼奋击，跃上敌舟，其余舟舰竞发，逼近敌舰。士诚五太子率部来援，遇春阻击失利，薛显增援遇春，二人合兵反击，顺风烧毁敌船。徐达挥师拥上。五太子及朱暹、吕珍等旧馆六万余众全部投降。
读者或许记得，至正二十年1360常遇春曾经坑杀了陈友谅两千多池州降卒，元璋为之不快。至正二十五年1365，常遇春攻破赣州，仁武不杀，受到元璋嘉奖。这时他对待俘虏的政策是改造利用，借以壮大自己，瓦解敌军。至正二十六年北讨张士诚，对待俘虏则基本上是先押解应天，再遣戍湖湘边远地区。表露出他对张士诚投降将士的不信任，换句话说，他认为张士诚善于以恩抚众，将士们忠实于他，难以为我所用。他在斥责徐达纵容将士掳掠高邮张士诚降军的妻子时说过这样的话：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而你们为什么掳了他的妻子，把这些精壮军汉解送到我这里来，费了我的衣粮，赔上人看管，还养不住他们的心！这实际为杀降开了一个口子。当然，没得元璋允许，前线将领仍不敢随便杀降。旧馆之战以后，元璋则签发了亲笔密令，处死战俘。它的导火线是应天城关押的张士诚二十四个头目越狱逃跑，而其实质，则是元璋大局已定的自足心理和对张士诚的报复心理。十月三十日旧馆捷报送到应天，元璋有两封谕令发回。第一封书，要求对俘虏照前“押送赴京”，说：“十一月初三日，内使来报捷音，已见来降头目姓名，一名名分晓。今差内使李顺赍批前去军前，叫总兵官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知会，黄船到日，可差精细官人及伴当人等管伴，押解头目王、吕、朱、梁及一应大头目星夜赴宜兴上岸，锁项前来。其余小军，节次如法押送赴京，我自作区处。其贼人首目，毋得久留军中，恐防有诈。”第二天，他接到前方正式报告，说俘虏了六万人。大约也是怕留在原地惹祸，解付应天困难，遂而有如下密令：“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叫你每（们）军中将张军精锐勇敢的留一两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稍后，他又有一密令给徐达个人，说，“今后就阵获到寇军及首目人等，不须解来，就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