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 1968年4月13日，午夜。
1966年，毛主席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文革”迅速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运动，在运动刚开始的日子里，很多人热情高涨，那些年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擎起大红旗、勒上红袖标、晃着红宝书……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政治运动又来了。一提这几个字，单田芳就头疼，他可是鞍山曲艺界老牌儿的“运动健将”——不管你多么敬业、多么忠诚、多么无辜，只要政治上出现一点儿风吹草动，绕来绕去，最后倒霉的还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个结果几乎变成了铁定的规律。
每当运动临头，单田芳心里就敲小鼓，他暗自埋怨：“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何必呢？把‘人整人’的劲头儿用到本职工作上、用到国家建设上，多好。”
想归想，在实际工作中还得“随大流”。历史大潮面前，没有谁能抗拒得了，当局者能保持相对清醒的思维，已经很难得了。
“文革”全面展开之前，辽宁省辽阳县的唐家房子是曲艺团搞“四清”的点儿，当时，队员们正清得来劲儿，忽然，鞍山的指示到了，召所有“四清队员”火速回城，参加新运动。
什么运动呢？集中学习，批判“三家村”。矛头一致对准了并不相识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先是文化局派的工作组领着读材料，然后再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随后，开始“引火烧身”，说白了就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
这次，风头儿很紧，文化局的头头脑脑都把行李搬到曲艺团，住下了。团里的人被分成多少拨儿，一个接一个同领导谈话。当然，运动气氛被渲染得格外神秘，哪怕个别谈话也要像瞧妇科病似的，紧闭房门、拉严窗帘，彼此一脸阶级斗争地秘密进行。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有领导小组那几个核心人物掌握谜底。
谈话阶段结束，便开始张贴大字报。文化局、曲艺团的大院里立刻热闹起来，你贴我一张，我贴你十张，而且越贴越上瘾，越斗气儿越足。时间不长，大字报就臭街了，形形色色的揭发、诋毁、谩骂……铺天盖地，乃至曲艺团大院里根本就找不着抹糨糊的地方，甚至连厕所里都罩得严严实实。单田芳苦笑了一下，想，挺好，拉屎撒尿都不耽误政治学习。
据说，书法家启功先生正在北京，他也在运动中被抽调出来，专司书写大字报。事后，他对人调侃：“有的是笔墨纸张，有的是豪言壮语，抓过来就写呗。我的字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取名‘大字报体’。”
同期，还有打扫卫生的沈从文。晚年，他曾对年轻人讲：“我一个人包着几间厕所，打扫得可干净了。”说完，放声大哭。想必清理便池中的秽物并不是全活儿，此外，他肯定还要被迫阅读墙上那些诋毁、侮辱他的大字报和小字报。
群众运动这种差使，怎么能少得了单田芳陪绑呢？一大早，兴师问罪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迎着曲艺团的大门，尺幅最大、字数最多、标题也最醒目：“单田芳”三个大字故意套红，前边的黑体字赫然标注着“反党黑头目”。主题也是横眉立目的那种：“单田芳，你要彻底交代问题！”末尾还缀着三个巨大的惊叹号，活像三条无情的棍棒。说实在的，单田芳看到攻击自己的大字报，又可气，又好笑，内心还夹杂着深深的恐惧——这些信口开河、污人清白的词儿是从哪儿扣出来的！
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团里的批判大会便拉开了帷幕。大家刚一落座，单田芳就成了众矢之的。从发言策略上可以看出眉目，整个场面酷似打球，有主攻手，有二传手，有前锋，有后卫……这可不是喝茶聊天闹着玩儿，真要上纲上线啊。当场发言的人酷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审判官”，你拍桌子我瞪眼，好像全世界的真理就掌握在他们几个手里，别人只有老实交代、被动挨打的份儿。
“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天啊！这是怎么啦？”单田芳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做梦，可是，他骗不了自己的感官，也糊弄不了自己的心——原来，这就是人性！不只评书作品里出现那些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如今，自己身边背后，活生生的，这不多得是嘛！单田芳的心重重地沉下去，他暗中叫苦： 有“朋友”出卖，这次政治运动自己无论如何是跑不掉了。
常言道：“好马出到腿上，好汉出在嘴上。”但是，嘴巴好使未必就是福音。“文革”当中多少无辜的冤魂毁在了嘴上？就算讲话很不是地方，也不应该因言获罪、因言致死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多啦。
说句公道话，单田芳也有人格弱点，他太直率，没有城府，尤其是扎进朋友堆儿里，精神头儿一来，总会跟人家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地交心。不管这个事儿多么犯忌讳，只要一过脑子，必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毫不含糊。口无遮拦，快人快语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个人品性，即使意识到了也难以纠正，哪怕到了胡子一大把的年纪，也未必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
《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 第二部分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2）
听听批判大会上的“揭发材料”，就知道单田芳是多么单纯了。可以肯定，这些话绝非空穴来风。可怕的是，有些人故意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倘若再和当时的政治挂钩，说不定会酿成家破人亡的现实悲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大概《红楼梦》里的家人小厮们大打“太平拳”就是这种心态。落井下石、卖友求荣等下流行径为人所不齿，然而，这种民族劣根性却潜藏得很深，极易在大是大非面前彻底暴露。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两口子都可能出现那副绝情的嘴脸，遑论普通朋友、一般同事哩。
单田芳低着头，面色阴沉，耳朵里灌满了对他愤怒的声讨与挞伐：
“你在背后说，现在挣钱少，不如单干好……”
“你影射新中国比不上旧社会……”
“你替反革命老子叫屈鸣冤，到处散布对政府的不满……”
辩解还有什么用？人家嘴大，自己嘴小。经过精心组织策划，套上你就跑不了。单田芳费了半天唾沫，还是被扣上了大帽子：“态度恶劣，对抗运动，存心和革命群众唱对台戏……”
还搜集其他证据干嘛？仅凭这三条就够了。很快，单田芳被划进了问题严重的垃圾堆里，和团长张树岭、师兄杨田荣等人一起关进了职工食堂。
见单田芳也被关押起来，张树岭莫名其妙地问：“怎么回事儿？”单田芳耸了耸肩膀，自嘲地说：“他们怕你们几个太寂寞，派我来调剂调剂，呵呵呵……”
都被羁押在“小号”里了，有什么可乐的？这就是单田芳的脾气，再苦也得活着。
说是“小号”，其实并非监狱里那种限制罪犯人身自由的小牢房，不过取一个吓人的名字，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反省。白天被组织监控，晚上还能回家吃饭睡觉。采取特殊的管理形式无非是想敲山镇虎，给当事人施加一种精神压力。单田芳心里没鬼，上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是不就范。他梗脖子硬挺，凭经验判断，似乎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次运动非同一般，或许，要出大事情了。
果然，“小号”里的人很快被释放出来，交代问题的事儿也搁起来不提了。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各大院校已经开始“全国大串联”，普通群众也可以组织起来“造反”！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谁还管什么工作组、学习会？“嗡”的一声，放羊了！
“革命”的洪流迅速波及到偏僻的鞍山，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你说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街面上出现了各种来头的政治旗号，往往是一拨儿拥护张三，另一伙儿保护李四——彼此政见不同，难免产生摩擦、互相攻击。小城市，一宿就乱了。关在“小号”里的人谁还理会呀？团里那些活跃分子都争先恐后地上街闹革命去了。
乱了正好，回家歇着，免得吵吵嚷嚷耳根子不清净。单田芳揣着躲清闲的心思，悄悄地猫了起来。
曲艺团里的两拨儿“造反派”，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平常的好朋友、好同事，甚至兄妹父子都闹翻脸了，纷纷红着眼珠子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上。文艺界分成了互相敌对的两派势力，一个叫“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另一个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他们到处鼓唇摇舌拉山头，管你是谁，必须要有个态度，不是同志，就是敌人。
单田芳在家也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做必要的表态，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打那以后，单田芳也不觉得孤单了，煞有介事地穿上“造反派”的标准服装，举着红语录，四处串联。说是串联，其实啥也不干，大部分时间都顶着革命的名义游山玩水。而那些热衷于派性之争的人则惟恐天下不乱，各种组织之间甚至发生“武斗”，打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单田芳却远远地躲在家里，不肯参与，他的行为底线就是： 无论如何也不能伸手——群众之间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互相动家伙儿？千万不能造这种孽。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文革”中也有相似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写大字报谴责和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一些，境界要高一些。”回首那段狂乱的岁月，单田芳同样为自己头脑清醒、远离武斗而倍感欣慰。多年以后，重新检视个人的历史，对于绝大多数整过自己的人，他并不记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做出种种反常的举动。既然都是受害者，又何必揪住不放，斤斤计较呢？”也许，单田芳这种想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超脱”和“更高的境界”吧。
1968年3月，外边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群众“武斗”不断升级。巴掌大的鞍山城，今天抄了一位老干部的家，明天又捉住一名反动学术权威……街头巷尾的气氛紧张而微妙，哪怕参加过造反组织的也是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