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的反应则要强烈得多，她嚷嚷道，太黑了，太黑了，太黑了就根本不像是老妈自己的头发！
老妈说，它本来就不是我的头发。
就这样，老妈顶着并不属于她自己的头发重出江湖了。
老妈在工作中像鱼一样畅游着。许多年过去，老妈忘记她是一个病人了，就像她渐渐适应了那顶假发，不再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头上的是别人的头发。老妈在学校，不仅还是校长，不仅还担任高年级的道德修养课，她还兼任县机关工委（这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的副主任。这就是说，老妈除了要领导学校向前进，除了要走进课堂谆谆教导孩子们天天向上，她还经常要去县里出席一些会议。我已经说过，老妈的左乳切除后，她变得晕车了，只要一上车，她就会脸色刷白。我敢保证，行车十五至二十分钟后，老妈一定会把她胃里的所有食物毫无保留地吐出车窗外。因此老妈每次从县里回来，脸都格外的白，白里透着灰。甚至我还在她的假发上发现了一点呕吐物，天知道老妈是如何把它搞上去的。
老爸决定召开家庭会议，重点讨论老妈是否适合继续参加工作的事。
革命家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2）
在家庭会议上，想不到的是老爸居然还打着官腔。我一直不知道老爸在部队时究竟担任何种职务，这一点老爸和老妈从来都讳莫如深。从老爸不时流露出的官腔看，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换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官，他最多是个副营级。做出这样判断的理由是，老爸的工资并不算太高。我和妹妹观点一致，我们都觉得，老爸充其量只是一个有点级别，但无实质性职务的文化兵。或许就是一个宣传干事，专门负责部队的黑板报什么的。当然，如果部队有什么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老爸的，他的手风琴，也许正是那时候学会的。
老爸在家庭会议开始之际，首先清了清嗓子。他腰板挺直，好像椅子没有靠背似的。他在提出其观点前，说了一些没用的废话。老爸的废话一向很好听，老爸是个讲笑话的专家，但老爸这一刻说的，却乏味得很，在我听来，有些语焉不详。比如，老爸说，啊，老二，大家不容易，啊，老大，啊，老大老二，给老妈捶捶……老爸这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老爸真正要说的话是，老妈再也不能这么忘我地工作了。老爸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老妈只适合回到家中休养。老爸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身体对人生来说，无疑是最基础的。老爸非常幽默地说，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想干工作的话，那就只能像气功的意念移物一样。
老爸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妈的反对。老妈情绪有些激动，她对老爸的理解是，他企图借此达到自己重新去离退休协会上班的目的。老妈表示，如果老爸真是这么想，那么他只能是痴心妄想。老妈说“痴心妄想”四个字时，右手有力地在空中挥了一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动作，记得我幼时，常常在各种会议上看到它。
家庭会议开始不久，气氛就显得如此紧张。我和妹妹觉得真是不好说什么，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可是我注意到，老爸的目光一直在扫视着我和妹妹，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了求援的成分。老爸显然是想我们能够站到他的一边。我忽然觉得老爸有些可怜，我相信老妈一定是误解了老爸的意思。召开这个家庭会议，老爸可谓用心良苦，我相信老爸的所有考虑，都是为了老妈的身体，他不会有任何机会主义的想法。
可是要我发表意见，我真的觉得十分为难。劝老妈不要上班，这显然是我应尽的职责，但是我生怕伤害老妈的心。我知道，老妈一旦离开她的岗位，她全部人生价值就坍塌了。这在前一阶段的病假中已经显露出来了。那段老妈在家养病的日子，我不时听到她深深的叹息。在我看来，老妈似乎变得更矮了，她的肩、背、腰，都不再有往日的坚挺。老妈的躯体质量，看来有些松弛。当时我只是以为，是病魔令老妈出现了这样令人丧气的变化，可是，随着老妈的复出，我发现我的理解是错误的。叹息声、松软感，在老妈那儿神奇地消失了，老妈又呈现出往日的校长威风。除了那个假发套给我以异样感外，老妈与患病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妹妹很快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老爸的一边。她指出，不管老爸是不是因此会去离退休协会上班，老妈都不宜再当校长。妹妹说，国家领导人还努力废除终身制呢，一个小学校长，难道就不能愉快地激流勇退么？妹妹像是在进行一场演讲，她的口才不错，想表达的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只是，我不能完全同意妹妹的说法，能不能退的问题，并不是老妈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妹妹的说法成立的话，就等于是说，老妈是因为迷恋权力才不肯回家养病的，这显然是对老妈极大的误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校并不会因为老妈不去上班而撤销她的校长职务。事实上，学校已经明确表示，老妈的校长位置，永远不会有人取代。说这话的是小学的副校长，他是老妈一手培养起来的。他诚恳地表示，如果老妈信得过，工作可以由他来做。但是，他再三强调，他永远只是副校长，是老妈的助手。你看，形势是这样的，妹妹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
奇怪的是，老妈竟然没有对妹妹的错误说法加以驳斥。老妈仿佛没有听见妹妹的话，她只是固执地面对老爸，她有点斩钉截铁地说，要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老妈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把话说死，再也没有了商榷的余地。看来对老爸来说，召开这个家庭会议无疑是失败了。不过，老妈多少做出了一些让步，她在会议行将结束时表示，她将辞去机关工委的工作。我相信，老妈做出这样的决定，大抵是出于她害怕晕车的考虑。看来晕车确确实实让老妈感到了痛苦。
不久老妈就晕倒了。老妈被学校的老师抬回家来。令老妈深感不安的是，她的假发在途中被年轻的老师们不慎弄丢了。等老师们一走，老妈就命令老爸去找。老爸面有难色，他不相信老妈的假发会乖乖地还在路上。老爸的意思是，他宁愿为老妈出一趟差，去上海为老妈重新买一个假发套。老妈于是又命令我去通往学校的路上寻找。我可不想违逆老妈的意思，我立即出门去找。当然不会找到，一路上，香蕉皮、纸烟盒有的是，就是没有老妈的假发套。我转了一回，回来报告老妈，老妈怀疑我的寻找不够仔细，她又派妹妹去找。妹妹明确表示她难以从命，她的理由是，姐姐既然已去找过，再找就显得多余。况且老爸说得好，再去上海买一个才是上策。妹妹最后说，老妈呀，你的假发套也该换换了。戴了这么多年，发型陈旧不说，也似乎太脏了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新发套买回来不久，老妈就开始出现黄疸了。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老妈频繁出入医院，自然再也不能去上班。
克服了重重阻力，老妈终于被说服再一次走进手术室。医生打开了老妈的腹腔，看到老妈的肝脏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得不像样子了。医生在匆匆缝合了老妈的肚皮后对老爸说，老妈的日子，不会超过两个月了。
老妈立下了这样的遗嘱：一，将她所有的备课笔记，和她所搜集整理的与教学有关的资料，以及她所撰写的教学论文，一律捐献给学校。在老妈的追悼会上，副校长除了高度评价了老妈对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对老妈捐给学校的宝贵遗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副校长（不久他就荣升为正校长了）说，这些是老妈智慧的结晶，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老妈的遗嘱之二，是要求我和妹妹，必须要在日后培养出一个当教师的后代。老妈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她这是不让我们家后继乏人。我相信，我和妹妹都没有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一定是老妈的一块心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老妈的不孝的女儿。老妈的遗嘱之三，涉及到老爸。老妈指示，在她去世之后，老爸可以尽快再娶。老妈的担心是，在她走后，老爸一定会感到孤单。她积极地鼓励老爸另找一个老伴，以免老爸的生活孤独凄凉。由此可见，老妈是个开通的校长。
老妈的追悼会十分隆重。小学的操场上，全校师生以及死者的家属和老妈的生前友好，都垂首而立。哀乐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催人泪下。副校长作的悼词长达四十五分钟，那刚好是一节课的时间。老爸则代表全体家属在追悼会上发言，他首先对着老妈的遗像行了一个军礼。老爸的军礼十分威严，这令我感到有些自豪。接着老爸以第二人称的手法，向老妈的亡灵作了对话式的发言。老爸的发言由于官腔太重，没有引发大面积的流泪。倒是一名学生代表题为《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安息》的发言，引发了一声声的抽泣。孩子的童声像一首哀婉的诗朗诵，我的心被她一阵阵揪紧。
是的，我们对老妈的回忆绵绵不尽，捧着一本发黄的中学生作文刊物，重读那篇写老爸老妈的作文《走向夕阳》，老妈音容宛在。
老妈去世以后，老爸就把家务彻底卸下来，这副重担渐渐落到了我和妹妹的肩上。有消息传来，老爸当上了离退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据说相当于正局级。老爸忙起来了，他不仅拉手风琴，而且还有了新式武器，那是一架有一只变焦镜头的照相机。老爸的胸前，挂的不是手风琴，就是照相机。老爸对摄影十分钻研，他不止一次地在本镇的宣传橱窗里举行他的个人摄影作品展。老爸的镜头充分反映了我镇各行各业的可喜面貌，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种种景象。在我们看来，人像摄影似乎是老爸的强项，并且这后来也几乎成了全镇人民的共识。老爸的镜头，摄入了本镇许多知名人士的头像，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我镇的三套班子领导。由于老爸的照片拍得好，领导们都十分乐意让老爸为他们拍照。镇委书记和镇长慈祥的笑脸，就是通过老爸的照相机镜头而让我镇更多的人民所看到。老爸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他的知名度几乎与我镇最高级的领导和镇上最美的女人不相上下。镇上再也离不开老爸，老爸也不愿意离开镇上。某一年春节过后，老爸由人像摄影又进入到会议摄影的全新领域。于是在镇上的各类重要会议上，都能看到我老爸的身影。老爸胸挂照相机，显得精神抖擞。老爸看上去是那样的年轻，他不仅满面红光绝少皱纹，他的身子也十分轻盈敏捷。老爸在会堂里拍照，他上台去或者下台来，据说从来不走台阶，他只是像小伙子一样一跃而上，或者一跃而下。他把所有重要的会议都真实地记录下来，老爸相信，这些无疑都将会成为辉煌的历史。
革命家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3）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男朋友了，他是我的一个同事。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我家，老爸却搭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