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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位从办事员到领导之间的诸多等级，好比一级级阶梯，除了有一飞冲天之才的人，绝大部分人要想求进步，只有靠自己的才能或领导的提携一级一级登上去。于是同事们在攀登那阶梯时，也就难免出现掣肘绊腿，你推我搡的犯规现象。古代不乏奸臣当道的朝廷，而今也不乏奸小当道的单位。现代奸小与古代奸臣，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且级别上相差很大，但其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而其邀宠当道的手段也大同小异。这些奸小，不仅靠阿谀谄媚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且靠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告同事的黑状以求得上级的宠信，他们既是领导的弄臣和鹰犬，又是领导安插在下级中间的密探，大家身边有了这样一个同事，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谁若是不知密探的厉害，竟敢在单位直言领导的是非长短，恐怕栽了跟头，跌掉了门牙，还不知脚下是谁使的绊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奸小，同事之间必然是貌合神离，互存戒心。
一个人一旦离开了那个单位，也许会偶尔到他曾经赖以谋生的地方转转，但他却很少会牵挂那些与自己在一幢楼或一个屋顶下共处了多年的同事。一个人在某个单位工作时，是这个单位的一分子，在同事眼里是自己人，一朝离开了那个单位，他便成了外人。当他重返旧地时，也许会受到老同事客气的接待，但那种客气，已分明表示你和他之间已经有了距离。当他受到客气的接待的同时，他会发现，自己以前坐过的位子，已坐上了别人，他以前使用过的办公用具，已归别人使用，目睹这一切，他就会清楚地懂得“吐故纳新”这个词的含义。这种感受，对于大多数因调动或退休而离开某个单位的人来说，可以尽快地冷却他对那个单位以及老同事的怀念之情，并使他们限制自己的脚，没事时不再轻易迈进那里的门槛。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家庭，同事便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说单位是一支军队，同事便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如果说单位是一台机器，同事便是这台机器的一个个部件。家庭成员不和睦，很难过安稳日子；战友之间不团结，将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机器的某个部件失灵，整台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这些道理虽然简单，但似乎许多人只顾自己能从单位得到多少利益，而不顾他人、不顾大局，以至于同事之间鸡争鸽斗，将单位闹得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如何搞好同事关系，对许多来说，可能仍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第一辑 旁观世态合影
与人合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合影是友谊或亲情的体现，是参加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的证明，人生聚散无常，随着时光的流失，照相机为我们留下的瞬间的定格，会变得愈加珍贵。合影又是一块意识的跳板，每当拿起一张多年前的合影，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与合影有关的人与事，甚至忆起那逝去的岁月。正因为如此，一些老照片尽管已发黄退色，甚至已经残破，我们仍视如宝贝，将其珍藏于影集之中。
然而，人除了与父母子女等亲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之外，其他关系都存在着不可预料的变数，而那永不改变的合影，也可能会因合影者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而失去收藏的价值。朋友反目成仇，那友谊的“证书”便告无效；恋人分道扬镳，那爱情的“存照”也就不益保存。曾经高悬厅堂的，会因睹之生厌而将其拿下；曾经收于影集的，会因望之生恨而将其剔除；以前常向人夸示的，非但再也不愿提起，而且怕人问及。有的人会因为厌恨那位与自己合影的朋友或恋人，一怒之下而将照片焚之弃之；有的人不愿与合影的人“同归于尽”，便借助于剪刀，让自己不愿再见到的人永远消失，为了要与合影者“一刀两断”，甚至不惜忍痛割舍搭在那人肩上的一条膀臂。
友谊与爱情的变质，会改变人对于合影的态度，世事的变迁亦然。有一先生，上世纪50年代末曾到北京参加过一次级别很高的会议，有幸与许多高层人士合影。此公将这张合影引为荣耀，特放大至1米有余，装入精美镜框，悬于客厅，每有首次登门的客人，他必以手指点照片中人，介绍：“这是某某、这是某某”，然后指着自己的影像，说：“这是我。嗨，那次会议真隆重呀，主席都出来接见我们了。”闻者无不啧啧称羡，而他也笑溢双颊，荣光满面。不料，文革开始后，他竟接连从广播中听到照片中的某某是走资派、某某是历史反革命的新闻，不禁惊愕而又惶恐。那张令其蓬荜生辉的巨照显然不益再挂，再挂下去，恐将惹火烧身。但他又不舍不得将照片毁弃，搜肠刮肚，思得一计：将照片从镜框中取中，用烟蒂将被打倒者的头部烧去，以示与其划清界线，然后再挂于墙上。一年下来，被烧去头脸者竟有五、六人之多。哪知苍天弄人，那张巨照挂了多年之后，此公又从广播中、报纸上获悉照片中的某某、某某得以平反的消息，他对自己的干法甚感羞惭，只得将照片藏于暗处，再不向人提起。
这位先生只是为自己充当了几次“刽子手”而羞惭，本身并未受何伤害。我母校的一位女教师却因为一张合影吃了不少苦头。这位女老师丈夫已死，携有一子，她原在南京教书，不知因何故调到县城中学。当时盛传她早年曾当过蒋经国的秘书。她是英语教师，不仅一手版书漂亮洒脱，口语也十分流利悦耳，令几位生长于本土的教师自愧弗如。她虽年愈40，但风韵犹存，那一头烫过的波浪式发型和脚下的白色高跟鞋，在30多年前的小县城里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有人传说她经常用牛奶洗澡，以保养皮肤。这种奢侈的做法不免令人咂舌。但这只是传说，偷窥女教师洗澡者是谁，无人指名；她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牛奶，也无人提起。文革开始后，像她这样的人，当然是学生们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批来批去，都是胡乱上纲，并未抓住她什么罪证。后来红卫兵抄家时翻出一张她与一个男人的合影，有人指认那个男人就是蒋经国！这一下，学校里沸腾起来，革命小将们终于揪出一个潜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场场批斗会少不了要她登台亮相，每次义务劳动都要她参加，并且将她那一头好看的发型剪成阴阳头，以让广大造派辨明她的“阶级敌人”身份。
那个可怕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与名人或是政要合影，不但不会遭遇不测，而且可以作为炫耀或唬人的资本。因此名人政要每到一处，欲与其合影的人就像夏日牛臀上的苍蝇，成团成阵，而且一旦得之，便如获至宝，到处夸耀，或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据说，某因涉嫌巨额诈骗而入狱的红极一时的“歌词怪才”，当初就是靠一张与某女歌星的合影招摇撞骗，而后发迹的。不过，与名人政要的合影，虽然妙用甚多，却也未必都有永久收藏的价值，比如那些曾有幸与因贪污受贿而吃了铜枣核的高官合过影的人，恐怕除其家人之外，谁也不会把那照片当做宝贝珍存。
请客
请客，是请吃者向吃请者表示友好与尊敬的一种方式，而那一桌为客人准备的酒菜，则是二者之间感情的催发剂，友谊的粘合胶。一番杯举箸飞，漫谈闲扯之后，原本陌生的人可以变成朋友，是朋友的人感情得以加深，原本办不了的事情可以得到解决，原本是冤家对头的人可以握手言欢……请客既然妙用多多，当然有许多人乐此不疲。
请客可以是非功利性的。“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怎样才能体现出“不亦乐乎”的待客之情？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请客。故友将远行，我们怎样才能表达“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留恋之意？最好的方式也是请客。声应气求的朋友相聚，怎样才能体现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欢欣，最好的方式还是请客。在此类宴席上，由于请客者不抱功利目的，吃请者无受人之托的负担，故大多是言出肺腑，情浓于酒。而那种把酒畅谈，欢情洋溢的气氛，最能令请吃者与吃请者留连。席终人散之后，酒肉虽然很快便穿肠而过，但朋友的情谊却可以长留心间。
然而，更多的人请客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为求人办事，或为洽谈公务，或为投靠师长，或为攀附权贵，或为拉拢关系，或为化解仇怨……求人办事的宴席，办起来不大轻松，请吃的人，事先要打探一下要请的人有无时间，愿不愿赏脸，其次要盘算一下应该将宴席办成何等规格，而后还得核计一下该请哪些人作陪。这一切，只是一场戏的序幕，贵客大驾光临，宴席开始之后，正剧才算开场。请吃者此时要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以赢得吃请者的欢心。那张脸，仿佛戴着一副笑的面具，那张嘴，仿佛在朗读一本《恭维话大全》。仅是笑与说，尚不足以表示热情，与说笑之际，还要敬酒劝菜，递烟点火，以种种动作来表示恭敬。至于那吃请者，则大多如同一尊领受朝拜者香火的佛像，所不同者，佛像是木骨泥胎，而吃请者则是个活物。既是活物，当然要有所动作，要发出声音。对于请吃者提出的要求，有的故做深沉状，哼哼哈哈暂不表态；有的学说书人乱卖关子，说什么“考虑考虑”、“研究研究”；更多的则如一条吞了钩的鱼，不得不当场承诺：“这事好办”。
朋友之间请客，是出于一种情谊，酒菜之丰俭，可以根据经济条件而定，腰包充实者，摆上一桌子美酒佳肴，当然很好；囊中不丰者，弄它一瓶二锅头、三两盘可口小菜，也可表心意而尽谈兴。请吃者不图什么回报，吃请者也无受人之托的负担，通常只是伺机回请，以使加深彼此的友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请客，就好比在做一场交易——一场舍鸡图牛的交易，请吃者与吃请者之间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情谊可言，但那酒席却是非丰盛不可。并且还需有愚公移山的恒心，一次不行，再请一次，直到事成为止。然而，请吃者既然是和请吃者做一笔交易，那吃请者就要考虑如何满足请吃者的要求，而不可在吞下一肚皮酒菜之后，嘴一抹了事。因为交易做成，投入得到了高额的回报，请吃者当然是心中大喜，满口谢辞；交易做不成，本钱泡了汤，请吃者就会一肚子怨恨，并且可能随口骂上一句：“那些饭菜全当喂了狗！”只因一时口腹之乐被人家骂做“狗”，那可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待客
幽默诙谐的苏东坡先生在莫干山的一座庙里受到方丈前倨后恭的接待之后，临别时题写了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以示报复。此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这副对联也成为讽刺论人对汤者的妙作。
依我之见，那位方丈为了接待苏先生，浪费了时间与香茶不算，而且陪了许多笑脸，表示对文豪的敬意，结果竟遭此讽刺，赢得个千古不朽的势利眼称号，实在倒霉——世人谁不论人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