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肪�4）。至于旗竿，则是从军营里学来的，仅仅当成一种标示，放炮升旗已是近代的事了。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看过《老残游记》这部小说的读者，都该记得老残在齐河县为贾魏氏澄清不白之冤那一段故事，因此又会对齐河县县衙门的构造，留下依稀有点儿轮廓却又含混不清的印象，一会儿仪门、大堂，一会儿厅房、门上，一会儿又是本房、花厅……只听有“候门一入深似海”一说，难道小小一个县衙门内，也有此回折往复、曲径通幽的景致？
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这句俗话来形容州县衙门的空间状态，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我们不妨先从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看起。具体的大堂都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但它们除了依排列次序被统称作大堂之外，还照例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古时候计算房屋占地面积的单位，以一列为一楹，大堂的宽度和进深规制，照例是三楹。比照今日尺寸该如何换算，恐怕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倒不如省出些笔墨来，描
绘几样大堂上的摆设：，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不过这幕布后面并非是实实在在的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比起现在学校里的讲台要高出许多；台上再放一张长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了。在明刻小说的插图里，人们还常能见到在中门与公案之间放了一架六扇头的屏风作障蔽之用，但到了清末的写实画报里则少见了，看来也是时异事移，原无一贯之规矩的。比如秦汉时还没有靠背椅子、高台面，正史上也只给后人留下县署前树有桓表（参见《汉书·尹赏传·注》）等零碎记载。
公案之上和公案两边可记者，即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醒木以及写有“回避”、“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看过《十五贯》等戏剧的人，对这
些应有形象性的记忆。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来作“放衙”的。“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正式开始办公。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县令们下过一道指示，“切勿於黄绸被里放衙！”文彦博登第后，被派到榆次县当知县，县吏新鞔衙鼓一面，文彦博在上面戏题小诗一首，末两句为“如今幸有黄绸被，
努出头来道放衙”。（《宋人轶事汇编》卷9）引用的即是这个典故。《老学丛谈》谓高爽和孙抱交好，孙抱当了延陵县官后，高去看他，而孙翻脸不认人，高爽便在堂鼓上题诗一首：“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照这类记载来
看，堂鼓上题诗弄墨，也是一种风气。
宋元之后，大堂前又新添了铁炮，“报衙”的任务便由它担戴去了，但是堂鼓依旧放在那儿，专供来不及写帖子告状的老百姓鸣击叫冤用。《坦园日记》的作者杨恩寿系清朝时湖南长沙人，曾随其兄赴广西北流知县任上，日记里有这么一段——
五月初八日晴。早起，有击鼓鸣冤者，乃乡民胡步云。其妻梁氏，与其邻梁兆才私通；初七日，胡上城贩米，遇雨，梁兆才以为必不返，遂赴阳台。胡踏月而归，撞破之，立决其首，故荷男女二首级赴诉。
此便为典型事例：胡步云杀了人，没有从容写状词的时间，急急忙忙提着两颗人头来县衙门里投诉，便以击鼓方式相惊扰。故老相传，击鼓喊冤法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因为稍有应答失误，便要挨上几十大板，所以很少有胆敢轻易去敲它的人。
大堂上又可一叙的，是牌额下那块横匾，名色不少，诸如“神君慈父”、“才高制锦”、“续奏弦歌”、“弹琴而治”、“愚民见日”等都有，更常见的则是“公生明”或“清慎勤”。总之，大堂匾额的中心意思，都是突出清正和廉明。不过也有唱反调的，比如郑板桥之“难得糊涂”，就是著名的例子。
大堂后是二堂，也是派听讼问案用处的，和大堂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公开审理，一个是秘密审理。二堂的后面，就是所谓花厅了，也叫内衙或知县廨。本章 开篇时郑板桥长吟竹诗的地方，就在这个圈子里，包括县太爷的卧室、书房、会客室等许多建筑，其中最称衙门心脏部分的是签押房，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办公室。花厅是个宽泛的概念，厅房多间之外，往往还有园林假山、楼台小阁等建筑供老爷太太们享受，这就叫“凡治必有公署，以崇陛辨其分也；必有官廨，以退食节其劳也，举天下郡县皆然”。（引自沈榜《宛署杂记》）此外，也有将花厅安排在二堂侧面的。
古人往往称州县官署的具体办公场所为“衙前”或吖刁上”，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两侧的廊房式建筑了。秦汉魏晋时代，它们分别有户曹、法曹、兵曹、吏曹、仓曹等名称，唐宋时代，又改叫司法厅、司户厅、节推厅等。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起，开封和祥符两县分知县属掾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俟大观（1107—1110）初，遂令天下州县都照此式，从此一直沿袭下来，统称“六房”。其实“六房”并不是六间房的同义语，如明代时宛平县衙门里，“循（大堂、二堂）两阶而前为六房”，但具体名目有吏房、户房、粮科、礼房、匠科、马科、工南科、工北科、兵南科、兵北科、刑南科、刑北科、铺长司、承发司、架阁库等多项。除此之外，牢狱、监押所、常平仓、马号、吏廨乃至官吏们供奉衙神的祠庙等，也都属于衙门的各个部分，按不同方位组合在一块。《明史·陈幼学传》载，陈任确山知县时，“建公廨八十间，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可知这种“机关单身宿舍区”占地面积也是相当可观的，偌无一片千把米周长的土地，是放不下这只“麻雀”的五脏六腑的。（图10）
排场恢宏、气象万千的衙门以知县廨为中心，但知县以次，还有丞、尉、主簿、典吏等其他佐官和属员。按秦汉以来的传统，他们并不与县太爷合署办公，而是另有专门的廨署。这些廨署可以是放在县衙门内部或连在一起又单独对外开门的，也可以是靠近县衙门但单独建造的。比如清朝时天津县署在东门内仓门口内，典史署在县署西，而驿丞兼巡检署则在西门外。同时代的上海县署在城中央，县丞署在县仪门外东偏，主簿署在其西偏，典吏署又在主簿署之南，黄浦巡检署则在闵行镇。反正合在一起则利于抱成团儿官官相护，稍有距离则便于各自为尊分头使威，利弊互见。不过有一点是定为制度的，即主管教育的学署必定是单独起屋，以为如此才能显得更“清要”一点。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四、“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句俗语，谁都会讲，可再深入说说新官是怎样』二任的，放的又是哪三把火？恐怕很少有人能讲出个大概。在这一节里，作者以明清官场的一般仪注为线索顺着序儿摆摆州县官员的上任过程。
先说州县正官赴任的出发点，大致不出京都和省城两地，前者是京城里已指定去向的，后者是省会长官根据实际需要而发表的。一般来说，即便是京城里指明上任地点的，也要先去省会拜谒上司验过部照后才去上任，所以新官上任的路程起算，还是应该从省会启程开始。而在他动身以前，先有人拿着“通知书”打前站了。这个“通知书”的官称叫“谕示”，又因写在红纸上的缘故，又叫“红谕”。其格式为——
特授某省某府某县正堂某姓谕各书差知悉：
照得本县恭膺简命选授斯篆，拟于某月某日自省由水陆路程赴任，除到任日期另示晓谕外，合行先谕知吏房以及各书役人等不必出境远接。选派老诚书役数名在于境内呈送宪纲图册、须知事宜。其余皆城外迎接，诸事须照旧规伺应，毋庸奢华，照常办事。各宜凛遵毋违。特
殊标印
年月日示
右谕通知
从这份“红谕”发出起，沿途骚扰便开始了。驿站得布置房间，准备饮馔，包括交通工具、脚力人夫、侍候应差等一应大小事宜，都得考虑周全。新官经过的县治长官，看在同寅份上，少不得也要出头敷衍一番。不过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平白地增加了许多如洒扫道路、扛轿套车等差事；那些以渡船、轿行、车行为专业的，更可能吃大亏，往往是白干还不够，顺便儿被新官的随从敲去几竹杠。此外，一等开铺子办钱庄的富户，亦得当心被拔几根毛去，名义是“赊欠”、“商借”，但是能有几个敢让大老爷留下字据的呢？自然，有心要巴结的，这可是好机会。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民间，对这些花样是熟知的，所以他当皇帝后定了个规矩，凡地方官赴任，都由国家发给“道里费”，知府是50两，知州35两，知县30两，县丞、主簿15两，典史l0两，另外还有绮罗绢布等实物治装，并视新官家属口数再给为数不等的安家费用。这叫“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这个制度不错，但付诸实践，不免打些折扣，到后来则几成废纸一张，真能照章 办事的，只有像海瑞等少数要当“清官”者。
再说新官所赴的衙门里接到红谕后，便要忙碌起来。商议接印日期和仪注等项是吏房的事，准备打扫花厅、修理裱糊等项是工房的事，假如应当交印离任的官员一时还动不了身，又得替新官在县城里另租一处公馆暂住。此外，礼房忙着会同学署调集学生排练欢迎新官上任的“团体操”，兵房忙着会同典史署安排治安和护卫工作，其他如户房、仓房、粮房、刑房等各个部门，则抓紧整理案卷、编造帐册，可以用“不亦乐乎”四字概括。
这一边手忙脚乱，那一边悠哉游哉，最后总算是老太爷的大驾进入本县境内了，于是三里一迎，五里一接，威风一直抖到县城门口，吹吹打打的场面摆过后，接下来才开演上任这一幕。
上任的形式是接印。全衙门的官员、书吏、差役、执事等，都按品级、班次站好各自位置，等那个马上就要离任的老爷把官印做一个象征性地解下动作，赶快派专人送到新官落脚休息的地方。那一边在接印时，也要大摆场面。吹打之后，就坐上轿子来衙门神气了。行轿的路线，照例是由东往西，取个“紫气东来”的吉利；有的时候，还有到了八字门墙前先不忙着进去的讲究，得绕上半圈，叫作什么“兜青龙”。这些花样精耍过后，还有一连串迷信
活儿要干——
先穿上公服，向仪门（即二门）礼拜；拜过仪门后？又拜衙神。
接着走上大堂，换上朝服，往北面跪下来，这叫“拜阙”或“叩谢圣恩”；“拜阙”后还要“拜印”，这是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姑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