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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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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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蒙·太和篇》中,张载写道:“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同上)张载正是这样,力拒道家和佛家以有为“无”的思想。他说:“知太虚即气,即无无。”(“太虚”是指“气”的本体,是宇宙结构,“太和”是指宇宙的精神面貌)太虚不是绝对真空,虚只是宇宙处于气散的状况,而人凭肉眼看不见而已。    
      《正蒙》中有一段《西铭》,特别著名,因为这是张载贴在书斋西墙的一篇座右铭。在《西铭》里,张载认为,宇宙万物都来自同一个“气”,因此,世人和万物都是一体;人应当服侍乾伸(张载所说的“乾坤”,含义就是“天地”)就如同服侍父母一样,应当看待世人就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样。人对父母应当尽孝道;对宇宙这个扩大的父母,同样应当尽孝道。在观念上扩大,但并不需要为此做什么额外、特殊的事情,人为社会大众所作的事情(也就是“立德”),都同时是为宇宙父母所作的事情。例如,当一个人出自对别人的同胞之心而爱人,这时他所做的就是服务社会、尽一己对社会的义务。而如果一个人爱别人,不仅因为别人是社会同胞,还因为都是宇宙父母的儿女,这时,人所做的就不仅是服务社会,还是服侍宇宙父母了。《西铭》末尾说:只要活着,我就追随、服侍宇宙父母,到死亡来临,我就安息。    
      后来的新儒家对张载的《西铭》都十分赞赏,因为它把儒家对人生的态度和佛教、道家对人生的态度区分开来。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还写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见《张子全书》,卷二)圣人就是对万事万物的过程充分理解的人。因此,他不像佛教徒那样,自外于万事万物的流程,企图借此打断因果锁链,结束生命的自然流程。他也不像道教徒那样,企图以“养生”来延长生命,久留于人世。圣人既洞察宇宙的动的本性,因此,知道“生无所得”,“死无所丧”(《正蒙诚明篇》,《张子全书》,卷三);因此,安然地过一个寻常人的生活,“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便尽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宇宙成员应尽的责任;死亡来临,便安息了)圣人所做的,无非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因为他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流程,因此他所做的具有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儒家对先秦儒家所重视的“立德”,又赋予它一层新的、超越道德的价值。这些新的儒家都具有禅僧所说的“妙道”。就这一点说,这种更新的儒学实际上成为禅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更新的儒学:两个学派的开端 (1)

     进入北宋到公元十一世纪下半叶,更新的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程颢、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真是一种历史的可喜巧合。弟弟程颐(公元1033…1108年)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公元1130…1200年)集大成,史称“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公元1032…1085年)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象山(公元1139…1193年)和王守仁(号阳明,公元1473…1529年)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程氏兄弟并未意识到他们创立的两个不同学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朱熹和陆象山开始的学术争论,直到今天也仍然在进行着。    
      在以下各章里,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学派所争论的主要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自然中的规律,是否人头脑中的臆造?或宇宙的心的创作?这是柏拉图学派的实在论和康德学派的观念论历来争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剩下的争论就不多了。在这一章里,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只是指出中国哲学史上对它进行探讨的开端。    
      程颢对“仁”的认识    
      程氏兄弟是河南人。年长的程颢,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他的兄弟程颐,号伊川,世称“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和周敦颐是朋友,和张载是表兄弟。因此,程氏兄弟在年轻时曾受到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和张载进行学术探讨。还有,他们和邵雍住处相隔不远,可以经常相聚。这五位哲学家之间的密切往还,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段美谈。    
      程颢十分称许张载的《西铭》,因为它所揭示了“万物一体”这个主题也是程颢的哲学中心。程颢认为,人达到视自己与万物一体正是“仁”的主要特性。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注)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本书第七章里,我曾就程颢所引孟子说的一段话加以讨论。人应当有所为(“必有事焉”),但不要“偃苗助长”。这是孟子养其浩然之气的方法。新的儒家十分推崇这段话。程颢更认为,做人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懂得万物一体的道理;然后,牢记这一点,并且真诚用心去做,这就够了。人若日积月累地这样下功夫,就会真正感觉到自己和万物融为一体。程颢所讲的“真诚用心去做”,是提醒人要下功夫;但又不是矫揉做作。这便是程颢所说的“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程颢和孟子的区别在于:程颢对“仁”的诠释带有更多形而上学的意味。《易·系辞下》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的“生”字,可以理解为“产生”,也可以理解为“赋予生命”。在本书第十五章里,我把“生”解释为“产生”,因为那样解释和“易传”的全部思想可以更加和谐。但是在程颢和其它新的儒家的思想里,“生”的含义主要是“生命”或“赋予生命”。他们认为,万物本性天然是向着生命,这便是天地之仁。    
      在中国传统医学里,把人身体麻痹称为“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因此,在程颢看来,万物之间有一种形而上的内在联系。孟子所称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正是表现出人和万物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然而,人们的“不忍人之心”往往被私心,或欲望(或称‘私欲’)所蔽,使人丢失了原有的与万物一体的意识。人所需要的是记起自己与万物原是一体,真诚用心地照着去做。这将使人逐渐恢复与万物一体的意识。这便是程颢的哲学主张。后来陆象山和王守仁又把这思想更细致地予以发挥。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来源    
      在前面第八章里,我们看到,早在先秦时,公孙龙已经明确区别共相和事物本身,指出它们不是一回事。他提出,即便世上没有任何白的东西,白的共相仍然存在着。公孙龙似乎看到了柏拉图所分辨的“两个世界”——永恒的世界和在时间流程中的世界、可认知的世界和可见的世界。但是,后来的中国哲学家没有对这个思想继续发挥,名家在中国哲学中也不占主要地位。结果是这种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直到一千多年之后,中国哲学家才又再次注意到永恒观念这个问题。再次提出这问题的两位哲学家便是程颐和朱熹。    
      程颐和朱熹的哲学并不是先秦名家的继续。他们对公孙龙和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并未在意,本书第十九章里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理”的观念直接来自《易·系传》。在本书第十五章里,我曾经指出,道家所讲的“道”和“易传”所讲的“道”有所不同。道家所讲的“道”是宇宙万物所由出的“太一”;“易传”则是宇宙万物中,每一类事物内含的原理。程颐和朱熹正是从“易传”所讲的“道”所讲的“道”,发展出他们所讲的“理”。    
      程颐和朱熹所受的直接启发可能是来自张载和邵雍。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和消灭。张载的这个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万物为什么分成不同的门类?即便我们接受花和叶都是由“气”聚而生,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成为花,而有的成为叶。程颐和朱熹的“理”的观念便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他们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聚而生,还因为其中有它各自的“理”;万物各从其类,因为“气”的聚结,各依不同的“理”。花之所以成为花,是因为它的“气”按照花的“理”而聚结,于是便成为花;叶之所以成为叶,是因为它的“气”聚结是按着叶的“理”聚结,因此,便生成为叶了。    
      邵雍的图解也推进了“理”的概念的形成。按照邵雍的说法,他的图解正是为了说明事物演化的规律。这个事物演化的规律不仅早在有图解之前便已存在;并且在各类事物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了。邵雍认为,在六十四卦产生以前,《易经》的思想早已存在了。程氏兄弟中有一位引邵雍诗说:“尧夫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此意古原无人道来。”《遗书》,卷二上)这个理论和新实在论者的理 论相同,后者认为,在数学诞生之前,已经有了数学的全部道理。    
    


第五章更新的儒学:两个学派的开端 (2)

     程颐的“理”的观念    
      如果把张载和邵雍的哲学结合起来,就相当于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程颐和朱熹对这个区别说得非常清楚。他们——也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世上的事物,其所以能存在,必须有一个“理”,而且居于某个“物”之中。如果有一物,就必有一理。但如有一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与它相应的物。这个道理,程朱称之为“理”;与“理”相应的“质料”,程朱称之为“气”。如果把朱  熹的理论体系和张载的理论体系相较,则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要抽象得多。    
      程颐还区别“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两个概念的来源也是出自“易传”。《易·系辞传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程朱的思想体系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抽象”与“具体”。“理”乃是“道”,是“形而上”,或如西方哲学所说的“抽象”。至于“器”,程颐和朱熹用以指个别事物,或如西方哲学所说,是“具体”的。    
      按程颐的说法,“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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