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鼎有名的大明遗老顾炎武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这一观点，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大顺入主是“易姓改号”，而满清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不一样，一旦入主则就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
在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 43年）十月歼灭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明军主力后，明朝大多数官绅地主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人认为会明亡顺兴，并已经把此作为常见的改朝换代的大势看待，为确保自身利益，他们纷纷开始归附大顺。
因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里，除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发生小规模战役外，几乎可以说是在和平解放的状态下一路南下，一举占领整个黄河流域，这样的情况不要说别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没想到。这从他带领的并非是自己的老营主力入京一事就可以知道。同时，这也为他的山海关之败埋下了种种祸根，包括从心理状态到对双方形势的错误判断，对突发事件应变的策略等等。大顺军攻陷北京后，明朝廷在京的近三千官员“殉节”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括陪崇祯殉国的，其他全部归降大顺。国子监生陈方策在塘报中直言：“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则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
大明官员不仅仅只是归降，而且还更纷纷争先去大顺政府处求用，惟恐落人后，其场面蔚为可观。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到吏府报名时大门已闭，当下情急敲门呼曰：“吾兵科时敏也！”方侥幸以入；丞相牛金星说考功司郎中刘廷谏道：“公老矣，须白了。”刘竟然至于说出：“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此等肉麻话。（1）
在大明的军事力量方面，原来奉诏入关勤王的辽东军统领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于三月十三日主力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附近。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明廷覆亡后，与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受招归附大顺。黎玉田被任为大顺四川节度使，并马上与明总兵马科一起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全部收编，而大明疆界除辽东、南明所在地外，也全为大顺接管。
由此可见，事实并非如一向的史家所言，明官绅地主阶层是始终与大顺对立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大顺败退，清兵占领北京后，大多汉族官绅却出于民族隔阂和文化思想上固有的优越，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明翰林院官杨士聪的书信中言，在满清占领北京后，很多官绅浮海南归，“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一次就沉没载有南归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见南归的官员之多。这样的情况不断出现，以至于到甲申（公元16 44年）七月，满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颇为忧虑地上疏道：“大清入来……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满清入主北京后，原来大明官员们“见在列署落落晨星”的状况，与当初大顺入主北京时争先求用的局面形成的鲜明对照，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
另外，在政治上因为明自建国后一直就有南、北两套政府班子，因此北京虽破，但在南京的六部却纹丝未动，所以直接就接管了北京六部的职权，且不要说还有弘光皇帝在彼。而在地域上，满清也只有在北京及附近很小的一块区域内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再看物资上，甲申五月，满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说：“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其实不单是粮食，其他如布匹等物资的生产中心也一样在江南，所以只要南方一掐漕运，北方的衣食问题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南明却从来没有试图真正掐断运河这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
而在文化和思想上又诚如顾炎武所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以明遗臣、百姓在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和对满清的排斥，与在政治、军事上一样的明显。在这些方面，满清不要说和南明比，即使和大顺比，也是明显地处在劣势地位的。
与这样的局面相对应的结果是，在满清入关、大顺败出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满清决策集团因此一直没有下定占领全中国的决心。甚至说过分一点，他们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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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刚入北京时曾推行剃发，据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在笔记中记载：“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更有满族将领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2）。虽然此议被多尔衮以奴尔哈赤有如果占领北京就迁都北京之遗命为由否决，但多尔衮随后在甲申六月发布的告文中却说：“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就很显然地承认了被“辅立”的“贤藩”南明福王，是崇祯的继承者，而且希望可以与满清两不相犯。同时又说“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等等，这也表示了他当时是把河北、河南、江淮排除在满清的管辖之外的，把那里看成是明的管辖地。
所以，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满清的高层，包括多尔衮在内决策集团，当时并没有做出南下的决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对于要不要继续南下和西进，或者说能否一举攻占和统治全中国，就算退一步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至少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心中无底，是确实无疑的。出自满清实质上的首脑、军政一号人物多尔衮这句“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当时大明的山河虽破，但尚可以收拾。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山河还根本未破。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在政治、军事、物资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满清都是如履薄冰，危危可岌，所以多尔衮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战略思想，摆在当时是非常客观和务实的。
而当此大好局面，南明弘光朝廷的那些君臣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自大顺军出京西走后，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地区的统治，一度同时成为真空，满清无心也无兵力去建立统治机构，当地的明官吏和百姓于是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自卫，并急切盼望史可法等举军北上收复明地。
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 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南明弘光朝廷和他的一号军事长官史可法，却都没有一丝去光复国土的念头。在其后一直到史可法殉国的将近一年时间中，弘光朝廷仅仅只是委任了无数的巡抚、总督等大小官吏做个样子，却不发一兵一卒。但就算是这样，也竟然没有一人实际到任，好一点的是派个使者去发一通告示，次的干脆没任何举动。而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本人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前文所提及的张怡，于满清入主北京后开始南归，又继续记其一路所闻道：“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3）
这些部置何等严整，直如惯战之精兵，而这些百姓和下级官吏们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 的希望，“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的举动，又可见他们对南明和史阁部等人的延颈之心是何等的热切，那么面对这些热血军民，他们所盼的弘光朝廷和史“督师”及他的“阁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甲申（公元16 44年）八月底，史可法督下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遣其所部刘可成等率千人前往临清祭祖并接取家眷，途中于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于济宁又向张怡所说的光复明朝之回兵泄私愤开战，九月初三搬取其家眷返回防地淮安。
此次于九月初三结束的“战役”，可以算史“督师阁部”仅有的两次“北伐战役”之一。且不要小看此“战”，此“战”时间虽短、规模虽小，但意义极其重大。因为临清与河北交界，和济宁为山东唯一的两个直隶州。而从江苏中部的淮安北上到临清，要跨越山东全境后直抵河北地界。南明军仅千人就可以穿越山东全境，直抵河北，并带着大队家眷、财物“转战千里”安然回来，同时还能大肆屠戮同胞的“战绩”，足以证明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他启本中说他“手无一兵”的情况的确是大实话。史可法这个防地与山东接壤的南明第一号督师，是知道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方，满清只有“手无一兵”的如方大猷之流之情况的，也知道只有仅千人的明军不但可以横行千里，还有足够的能力和自己的军队自相残杀一场。
然而史可法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奏中却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