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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2
在这期间，她还是理顺了很多事：通过心理治疗，她在多年的沉默后终于又和自己的父亲和解了；并且她让自己占有欲很强的母亲知道不要对她要求太多。她的丈夫终于在汉堡找到了一个工作位置，他在这个家里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她埋葬了自己对他的怨恨。自从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以来，他是她最重要的支柱，知道他不会抛下她不管让她感到非常安慰。当她感到绝望时，他有时会像对小孩子一样把她抱在怀里轻轻地摇晃她。在以前她是绝对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她已经把自己认为癌症对她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满足了。为什么她还是没有变得健康起来，就像那些生命援助的书里写的那些成功的病人那样？难道她向她的神灵祈祷的次数还不够，或是没有虔诚地相信宇宙的治疗力？她也许战斗得太顽强，或是不够顽强？ 在她得知医生在自己的大脑中发现了癌细胞转移时，她除了悲伤和放松，还有第三种情绪蔓延开：那就是失败感。“我觉得自己像是魔法学校的学生。我自己招来的鬼怪我再也摆脱不掉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我都做不好。我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做好一件事。” 几周后，贝阿塔？陶伯在家里为最后一次放疗作准备。她已经不能久坐了，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躺在沙发上。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女儿画的画，一个红色的和一个蓝色的天使，贝阿塔？陶伯把他们当作保佑自己的美好神灵。过一会儿她就得闭上眼睛歇歇，肿瘤已经压迫她的视神经，她看东西是模糊的，而且总是头疼。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可以影响自己的病。要让自己认识到这是一种错觉是很难的。“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改进了我生命中的这么多不完美的东西。我很感激，”陶伯太太说，“让人痛苦的是：这些我都不再能享受了。我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痛苦和匮乏，如果我还能有些时间去体会它们，我也都会愿意再次经历。”所以她还想再次斗争。在放疗过后，她还想再做一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她已经不再向自己承诺康复了。“但是也许我还能再‘榨出’半年的时间。”她希望。再过一个夏天，再和丈夫一起去一次海边。现在还不要死，等到秋天吧。 这期间她已经去过了墓地，看了自己将被下葬的地方。离别让她非常害怕：“我知道我丈夫会照顾好孩子们的，但是要放开他们让人难过极了，不能再留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让我非常悲伤。我原本希望自己能永远陪在他们身边。现在我每天要对他们说几百遍我有多喜欢他们。我十分需要把自己的这种爱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心里。我就总是觉得自己得到的爱太少了。” 陶伯夫妇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孩子们隐瞒任何母亲的病情。这是贝阿塔？陶伯的一位治疗师建议她的，这位治疗师来自于一个叫做“凤凰”的专门为癌症病人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组织。但是看起来，所有的人似乎都没有真的想过她真的会死去。即使是她本人，在不久以前她也一样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您要想到：您是可能会死的，”治疗师曾经这样警告过她，“好好想想，您在此之前还想处理些什么事情，您想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些什么。”他逼迫她去正视死亡——这对她来说太过分了，她还是相信自己必须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生命，好去拯救它。但是在最后这次不容置疑的诊断后，贝阿塔？陶伯希望自己能留下些什么：给孩子们写信，录下自己和丈夫的谈话，好让孩子们长大后还能再看到他们的母亲。她已经写好了几封短信，但是在写下这些自白的时候，她感觉到这些为自己身后准备的文字有着让人害怕的特性：就好像她已经不在了。她想再等等，等到自己不再这么虚弱时再继续。也许在放疗以后？或是在化疗以后？“应该还是会再好转的。”她说。 2月底，贝阿塔？陶伯结束了放疗疗程。她觉得自己情况很差，头疼得厉害。但是她不怀疑自己能够坚持到3月18日，她45岁的生日。她为庆祝会做各种计划，分配任务，开列购物清单。但是同时，克劳斯？陶伯却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他感到自己的妻子在内心深处正在从他们的家庭生活里撤出去。她对他说：“对不起，我的病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他反驳她说，这不是她的错，而是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不久以后，贝阿塔？陶伯的情况极度恶化，她不得不住进医院，又很快被转到了姑息镇痛科。虽然在这里她能得到镇痛药，但是对于她大脑中的癌细胞转移所造成的眩晕感，任何药物都无能为力。她绝望了。不久以前，她还在自己的疾病中看到某种意义。现在没有了。“我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我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懂事的人，我关怀他人。我不该遭到这样重病缠身的报应。”尽管她的各种状况都很糟糕，她还是强迫姑息镇痛科的医生给她进行化疗：“我真的想能再多活一会儿会儿，”她说，“像我现在这样猪狗不如的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
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3（图）
陶伯去世的肖像
她在护士长的怀里痛哭。她接受自己的疾病，接受死亡，但是她无法接受这样残忍的痛苦。她无论如何不想中断化疗。这是她最后一次路转峰回的尝试。“如果还是没有效果，我就只能放弃，等待死亡。”她说。现在学校里放假了，也许这对她来说正是个好时机。两个小女儿早就盼着到爷爷奶奶家度假，两个大孩子则盼着去滑雪。贝阿塔？陶伯逼着丈夫放孩子们出门去。杰西卡、伊莎贝尔、美拉尼和提摩对母亲住院已经习惯了。每一次她都能从那里又回到家里来。他们开开心心地和她道别去度假了。贝阿塔？陶伯却不认为自己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们。她感到自己不久就会离开了。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对丈夫说。他则认为，她至少还能坚持几个星期。 孩子们走后，克劳斯？陶伯一个人在家。这天，似乎是受了某种灵感的驱使，他决定留在妻子医院的病房里过夜。他想，现在是交谈的时候了。到现在他们都没能好好谈谈。但是她的眼睛始终闭着。他觉得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很清楚，她的时间不会太多了。那一夜过得很平静。第二天早上7点，护士摸了摸贝阿塔冰凉的手。她小心地说：“我觉得她的生命似乎在渐渐隐退。”克劳斯？陶伯没有把护士的这句话当回事。妻子的胳膊一晚上都放在被子外面，房间里又很凉，她的手自然是冰凉的。护士于是带他去休息室吃早饭。等他半个小时后回到妻子身边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大吃一惊。他多想再次把妻子抱在怀里，像对小孩子一样摇晃她，安慰她。但是躺在那里床上的已经不再是贝阿塔了。她曾经对他说过，如果她必须得走了，那她一定一个人走，这样她就不会觉得离别有那么难了。一切看来似乎都是她策划好了的：孩子们在度假，她的母亲在叙尔特岛度假，而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却坐在那里吃果酱面包。克劳斯？陶伯脑子里闪过的想法是：我们甚至没有再好好交谈过。录像我们也没有完成。没有道别，没有能让我回忆的最后一次美好的谈话。他多希望自己在贝阿塔走的那一刻守在她的身边。他本来要告诉她，他很抱歉自己过去常常撇下她一个人，尽管他的感觉告诉他，她早已原谅了他。他还想告诉她，他能照顾好孩子们，她可以放心地走，她不用担心他会缠住她不放手。他本想和她一起承担，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他也还记得，妻子对于生命的逝去从没有像对与亲人的离别一样那么惶惶不安过。她甚至以她的方式把告别人世想象为美好的一件事。“不管癌症怎样地折磨我，我死后，这些痛苦都不会在我的脸上留下痕迹，”她有一次曾经这样预言过，“等到我的灵魂可以像我盼望的那样飘然而去的时候，我会很安详地躺在那里。”
生命的肖像（四）克拉拉·贝伦斯 1（图）
贝伦斯生前的肖像
沙漠里的一粒沙克拉拉·贝伦斯 83岁，生于1920年12月2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2月6日 逝于2004年3月3日 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沙漠里的一粒沙 六个月前，贝伦斯太太从医院搬到了临终关怀医院——应该说她是很不情愿的。她从来不愿意进任何疗养院；她开始时把临终关怀医院也看作是类似的地方。不过后来，进入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没多久，她就开始觉得很愉快了。贝伦斯太太患的是癌症，同时伴有肺部的慢性疾病。她的女儿们不能照顾她，她也不想成为她们的负担。她称赞这里的护工和护士，称赞自己住的漂亮房间；房间正对着庭院，可以看见周围的孩子们快乐地在院子里玩。贝伦斯太太很喜欢看书，主要是小说，为了排解无聊。她的身体状况还行，还能自己洗漱。她每天扶着自己带轮子的推车走到餐厅去吃饭。其他的时间她就躺在床上。她已经很虚弱了，但是如果她不是正感到恶心，或是呼吸困难，她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放松的，几乎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她房间的门总是开着，欢迎各种人来探望。有关她的生活？她遗憾地，但是不带任何怨怼地说：没有什么可讲的。 克拉拉！克拉拉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我父母给我起的。我是在汉堡克莱恩区的弗洛特贝克出生的，那是个高尚住宅区。但是我的父母只是在这个区里负责物业的一对夫妇而已。不过尽管如此也很好了。战争是可怕的。整个漂亮的城市都被毁了。战后我原想接受职业培训，但是我结婚太早了，才22岁我就嫁人了。如果可以重新再来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原来很希望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但是我怀孕了。我原本希望能到远方旅游，但是我最远就只到过丹麦。我和我丈夫只有一幢很小的房子。可是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不过跟两个孩子一起，跟邻居们一起也挺不错的，还有我们的露台。其实没有更多的了。现在，我的一生也就要过去了。 我哥哥，他环游了整个世界。他享受生活：他有钱，没有孩子。不过现在他也什么都没有了。去年他去世了，88岁，死于胃癌。他没有受多少罪。前后不过3天的时间。我丈夫死于食管癌，一夜之间就走了。这样更好。我也是那时候患上了癌症，肝癌，原本也是很快的。但是奇怪的是：在我这儿这病拖了很久。我想，一旦我没有胃口吃东西了，就一切都该结束了。但是这里的人在饭菜上下了那么大的工夫，让人很难没有胃口！最近有一次，我说了一句：我可真想吃春卷。于是那天晚上我就吃上了。只是还没吃上鳎鱼。 贝伦斯太太想了一会儿鳎鱼的事儿。不过她最爱吃的还是酸黄瓜，在她的床头桌上总放着一瓶。说着她就从瓶子里捞出一根嚼了起来。在架子上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