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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罗斯举起一个粉色的指头，指头上长长的指甲经过细心的修剪，一枚天蓝色的宝石发出了透明的光泽。
“无能的检察长垮台了，我们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可他却叫联邦安全局的一个特工给盯住了生殖器，在这之后，我们的整个计划，用我们这位像金色的橡实一样结实的市长去取代老朽‘傀儡’的计划，都要进行修改。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停止批评总统，不再去追究他那些国外账户，对他的奥地利别墅和瑞士存款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暂时也放过扎列茨基，建议与他结盟，建立友谊。市长已经站到了总统一边，全力支持总统，把他所有的敌人全都给出卖了，他答应支持总统谋求第三次连任。作为交换，他提出由自己来当总理。等我们占了这个位子之后，再由此开始夺取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总理的位置成了首要的任务。如今这个胆怯、窝囊的总理应该被换掉。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市长朋友扫清道路。您要为此事出力。您清楚总理的阿喀琉斯脚踵。达吉斯坦要发生暴乱，暴乱者就是那些瓦哈比教徒，可这位天真的傻瓜却把他们称为‘善良的乌托邦主义者’。如果达吉斯坦打了起来，这就将是总理的明显失策，‘傀儡’就会像清除灰尘那样把他抹掉。军界也将无法忍受总理，会把他当成一个跳梁小丑，一个民族败类。强力部门领导对总理的不信任，他们发起的暴动，将把总理推到垮台的边缘。您的分析是无懈可击的，它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别洛谢尔采夫明白，他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在此之前，他还没来得及弄清这一阴谋的危险实质。他的同谋者们打算利用阿斯特罗斯的力量和资金把总理赶下台，再把“代表”推到空缺出来的位置上去，挤走虚荣的市长，让阿斯特罗斯做冤大头。他们在扎列茨基和阿斯特罗斯的背后做动作，让他俩时而相互争斗，时而体战片刻，并以此来落实“斯瓦希里计划”，一步步地走向既定的目标。
“我通过我的朋友们了解到，维克多·安德列耶维奇，您肩负着一个关键使命。我很看重我们的相识。在我的公司里，在我的电视帝国里，已经为您准备下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您将以您的努力让自己获得胜利的奖赏。我们有压倒总理的手段。现在就让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游览吧，我像向您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以便让您知道，您都有哪些可以利用的东西……”
他诡秘地笑了一笑，然后就领着客人们走进了一扇勉强可以觉察到的房门。他们走进的这片空间，似乎是无边无际的，不是电视中心的玻璃幕壁所能装得下的。他们站在一堵透明的墙壁前，墙壁前站着几个端着冲锋枪的警卫，透过墙壁，只见一个神奇的大厅灯火通明，闪烁着彩虹般的光彩。
“这就是我们的游艺厅。我们在这里拍摄电视游戏节目，用了一个神奇的口号：‘我们全部的生活都是一场游戏！’”阿斯特罗斯说道。
几个聚精会神的摄像师操纵着多架摄像机，一会儿就拍摄下了好几个游戏。
其中的一个游戏名叫“智慧的决斗”，游戏在一个玻璃隔间里进行，两个对手站在不同的角落里，嘴里含着两根像笛子一样的长管子，他们用这两根管子吹出许多彩色的肥皂泡。肥皂泡越聚越多，球面上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肥皂泡充满了整个房间，它们互相碰撞，堆积，把两个游戏者包裹在一个透明、闪亮的天地里，让他俩失去空气，陷在肥皂泡的黏液里。一个游戏者开始喘不上气来了，他拼命地吹着管子，试图推开那片透明的气泡。但是他精疲力竭了，昏倒在地上，周围聚集着无数的气泡。而那位同样疲惫不堪的幸运的胜利者，则冲出了那肥皂泡的地狱。伴着胜利的进行曲，浑身沾满彩色黏液的胜利者接过了奖金。
第二个游戏叫“丹特斯”，在游戏中，两个竞争对手走到射击位置，端起一支像是非洲俾格米人武器的长长的吹管，用力从吹管中吹出一根很轻的飞镖，那飞镖飞过一片蓝色的灯光，会扎在一幅很大的普希金画像上，普希金的画像上蒙着一层薄网，上面标有环数，每一镖根据其击中的位置获得相应的环数。在普希金身上扎出最高环数的那个人，就被称为“丹特斯”，并能得到一件贵重的礼物。
第三个游戏叫“转运资本”，完全是一个电子游戏，占据整个墙壁的大屏幕上是一个电子迷宫，迷宫里的道路纵横交错。
迷宫的起点是“莫斯科银行”，转运资本的途中设置了各种障碍和陷阱，这些障碍和陷阱分别标示为联邦安全局特工、税务警察、海关人员、国际刑警组织、假客户和犯罪团伙。能在迷宫中找出一条安全通道、让那根黄金线穿过所有死胡同和陷阱的人，就是胜利者。他就成功地将金钱从“莫斯科银行”汇出，经过一个个离岸特区和中间银行，最后汇入“纽约银行”，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运作。胜利者被称为“俄罗斯的索罗斯”，奖品是一张游览地中海的船票。
“这些游戏看起来很天真，很简单，”阿斯特罗斯高兴地看到。这些游戏在别洛谢尔采夫身上产生了很强烈的效果，“可是它们却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一种复杂的形式压制或是唤起个人或整个社会团体不同层面的潜意识。在社会动荡、群众普遍不满的时期，在沙文主义或帝国情感的残余大肆泛滥的时候，这样的游戏就像是心理实验。这些游戏的设计，吸收了精神病学的最新成果，这是我们的专利。”
第二个场所是一间玻璃房间，其中的装饰雕塑和各种圆弧状的物品，会很奇怪地使人联想到浴室、浴盆、洗脸池和其他卫生洁具。在一张白色的产妇椅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穿一身严肃的英国套装，梳着漂亮的发型，那些专心致志做生意的女士们大都梳着这样的发型，她正在深奥地、详尽地介绍自己控制肌体的艺术，其神情就像那些严谨的专家和分析家。
这门艺术，是她用一些橡胶小球和赛璐珞小球长期进行训练的结果，她学会了用阴道的肌肉紧紧夹住这些小球，然后使劲把小球挤出来，让它们准确地落在下面的一个篮子里。她把这个游戏称作“性球”，她的介绍引起了那些高年级女孩的注意，她们屏住呼吸，满脸通红，在听着她的讲解。
同样是在这个房间里，隔着一个透明的屏风，还坐着另一个女人，她脸色绯红，面带微笑，就像是库斯托季耶夫（库斯托季耶夫（1878—1927），俄罗斯画家，描绘外省市民和商人生活的组画《集市》是其代表作。）笔下的女商人。她裹着一张白床单，光着脚，赤裸着一个肩膀，胸口半遮半掩，她不时朝梳妆台上方那面椭圆形的镜子看上几眼。她面对围坐在她周围的其他一些女性，向她们介绍手淫的好处，说自我满足的性生活能够放松女性的心理，消除让人痛苦的“男性情结”。据她说，为数甚多的当代女性都深受这一“情结”之害，她们失去了自己的性伴侣，那些男性。一些人成了酒鬼，再也显示不出男人的威风来了，一些人葬身在数不清的战争和灾难之中，抛下了孤苦伶仃的寡妇和新娘，另一些人则热中于同性恋，拒绝对女性的爱，将男女之爱当作陈旧的宗法制时代的残余，这种男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应该去利用当今的医学、电子学和自生训练技术向她们慷慨提供出的各种手段。女主持人走到梳妆台前，梳妆台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油膏、香水、长圆形的振动按摩器、用轻柔的鸟毛制成的小刷子和一小把松鼠尾巴毛。女主持人向听众们介绍着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有些人的大脑里塞满了许多永远也解不开的问题，这个节目却可以把‘大脑问题’翻译成‘肚皮问题’。”看到女人的裸体，阿斯特罗斯似乎也兴奋了起来。“我们要在整个俄罗斯的上空创造出一个电子色情场。在每个森林中的小村庄里，在每间工棚里，一个生计没有着落的女人，或者一个没得到满足的男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他们走进了下一个隔间，隔间里有一面巨大的屏幕。屏幕前的操作台旁坐着一个操作员，他身体瘦削，一头红发，就像一颗陈旧的铁钉。
“这是人类矫正实验室，”阿斯特罗斯解释说。“我们要制造出一种电视产品，借助这种产品，我们就能把俄罗斯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压制下去。我们要消除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威胁，让那些民族主义者失去使命感。”
阿斯特罗斯朝那位操作员微微点了点头，操作员对阿斯特罗斯的意思不言自明，他打开开关，占据整面墙壁的巨幅屏幕亮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一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一个大张着的湿漉漉的嘴巴，嘴里有几颗稀疏的黄牙，窄窄的脑门上搭着一绺汗湿了的白发。这个野兽似的人穿着一件俄式竖领衬衣，衬衣上绘有一幅北国的图案：几棵多神教色彩的树木，几匹神马，还有几位童话中的骑手。
这幅画面消失了，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画面：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他垂头丧气，被剃光了头发，面颊也瘪了进去，一双凹陷的眼睛惊恐、绝望地四下张望。
接下来是一个士兵，他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他抬起下巴，眼里冒着疯狂的火花，把冲锋枪端在腹部，在不停地扫射。
在他之后，是一个身穿病号服的病人，他浑身无力地坐在一个简陋的病床上，身边是一些滴管和热水袋。
然后，前面已经见到过的那个身着俄式衬衣、长着一双野猪眼的暴徒，又出现了一次。
这些画像连成一排。举着红旗的游行队伍，满怀仇恨的游行者们其貌不扬，老式的脸庞上满是胡须，他们身穿陈旧的老式服装，怀里捧着斯大林的肖像。
然后，是一个低能儿，他正在用一个脏兮兮的指头抠鼻孔，笑眯眯的嘴巴上挂着口水。
低能儿之后是一个乞丐，他就像一个浑身毛茸茸的小野兽，他拄着拐杖，走在那些妇女内衣、漂亮住房和意大利家具的广告牌之间。
“我们为每一个电视素材选择特定的人物类型，我们要以此打击俄罗斯人的傲慢，同时让观众们也看到其他民族的典型人物，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我们的国家里还生活着雅库特人、鞑靼人和高加索人。”
阿斯特罗斯用教授的语气说道，似乎他正在讲授遗传学课程。
“我们向观众们推出了另一种人类学类型，这一类型可以调和民族潜意识中残存的动机。我们创造了一个类型学形象，在他的身上也许综合了所有其他民族的特征。”
阿斯特罗斯又朝那位操作员微微地点了点头。
屏幕上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画像，他一副沉思的模样，面容安详，一双眯缝着的善良眼睛里流露着深刻而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