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uia el Hamra ，这条失落在沙海中的小村。
在一片毫无标记的沙海中行进，只能看天星位置来辨认方向。寻找一条小村，比在大海中找一个小岛更难。出发前热美亚找来一大堆有关撒哈拉的资料，但这片沙漠并没有真正的历史或地理。从沙漠中挖掘出来的化石证明，从前，两亿或三亿年前的从前，那里是一片海洋；十五万年前，那里还是一片绿洲，地上有森林，林中有犀牛、大象、水中有河马，这就是撒哈拉的历史。地理呢？一片接近九百万平方公里的沙海，一场风暴，就把骆驼队走过的路掩埋了，将人的脚印抹去了，将沙丘的形状改变了。她只能从资料中找到一些名字：le
Gaa、 loued Noun、 Mohamed Laghdaf……这些陌生的人名或地名，关系到沙漠中的故事或传奇，却不一定对他们的行程有帮助。
勒克莱齐奥对沙漠情有独钟，早在1980年，发表过一部作品《沙漠》，获得法兰西学院颁发的“莫朗奖”。著作中对撒哈拉的城市达鲁荡（Taroudant）这样描写：
在苏史河的另一岸，靠着红色的山头，有这么一座泥屋的大城，屹立在那里，像天空中的幻影，像悬挂在阳光中那样不实在。那座城仿如等待着从沙漠中归来的人，给他们以庇护。
十七年后，他再次深入沙漠，以天生的神秘感和细致的观察目光，来面对这个月球般死寂的世界。经过他收集材料，以他的博学多才来分析和组织后，从他的笔尖再现的世界，变成一个有历史，有传奇，有英雄，有神，有巫婆，有仙女的世界。他谈到五百年前，一个类似耶稣的先知Sidi
Ahmed来到红河附近，建立了亚苏斯依涅部落；十七世纪时候，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又怎样死活打了一场仗；1890年建城的史拉马，1930年时候怎样落入西班牙人的手，后来又怎样变成了废墟。
热美亚的家族，曾经为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揭竿而起。1906年，他们的部落与敌对部落产生冲突，男人几乎全被杀光。为躲避战乱，她的祖父母带着孩子、羊群和骆驼，穿过沙漠向北走，最后没入城市。这就是热美亚的祖先进入文明世界的原因。
生活在沙漠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人是另一类的人。耐苦能力超出限度，可以活在超过五十度的气温底下，忍受几近月球的大气湿度，整天不喝水，懂得在毫无标记底下认路。看一块石头，就可以判断地势有多高。女人可以在路上生孩子，生完后马上翻身骑上骆驼，全不耽误骆驼队准时到达目的地。
勒克莱齐奥因为他的妻子，与亚鲁斯依涅部落的人和土地建立了关系，沙漠的秘密之门，慢慢为他打开。
对热美亚来说，这趟旅程跟她丈夫的不完全一样。沙漠是她的祖国，她最古老的家园。她的遗传因子跟这片地方有天然的联系。一跨进沙漠的门槛，就可以沿着自己的历史向上回溯。她以孩子看母亲的目光来看待故土的一切。沙漠深处的沙路，被风扬起的细沙，被狂风吹得滚动的石头，每一片沙丘的阴影，早已溶到她的身体里。母亲不是经常为她讲述沙漠的故事么？现在，沙丘上黑色的岩石，为避开烈日而游动在沙堆里面的蛇，为穿用蓝靛染成的蓝袍而得名的“蓝人”，还有土屋、祖坟，等等，都似曾相识。热美亚回到亚苏斯依涅部落，像回到家一样自然自在，尽管已经隔了两代人。妇女们将她紧紧搂住，像找回一个丢失了的亲人。为欢迎她大伙穿上节日长袍吉巴那，说说笑笑，谈谈祖上或沙漠的故事，交换会心的微笑。她们一起试戴首饰和查多头巾，一起喝茶做饭。热美亚像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中的狼犬巴克，经历过文明生活后，再回到狼群队伍当中，依然可以和它的荒野兄弟们并肩奔跑，边跑边吠叫。
在沙漠这个自由却极度贫乏的世界中，人的贪婪无用武之地。人之间的敌意相对减少。谈到敌人，太阳才是沙漠上一切生灵的敌人，它将动植物身上的水一滴滴抽干。而风是沙堆的统治者，可以造就它们，或将它们抹平。勒克莱齐奥夫妇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生活。这趟行程既为寻找一个目的地，也是一场自我寻找。“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社会契约、国界线、财产的拥有、贪婪的享受、拒绝痛苦和死亡收窄了的，在一个没有了地图、证件、金钱，就不可能旅行的，一个逃不出现成思想，受形象控制的世界当中。”作者因此感到遗憾。现在他们去到地球上最荒凉的一角，去寻找“云的传人”，这个需要云和雨，梦想云和雨，任何时候都可以收起帐篷，转移到他方去追逐云和雨的民族，实际是寻找一个古老的乡愁，一个失去了的时代。他们到撒哈拉去，既为寻找生活的源头，也为“挽救一场正在消失的记忆”。谁也不知道，这个有着无数游牧民族的沙漠世界，在文明，各种天灾人祸，各种社会冲突的冲击底下，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艺视镜头
接天光色紫睡莲
——访莫奈故居
骄阳盛夏，面对莫奈故居那片已进入了传奇的荷塘，心情是清明是迷惘是醉是悟，已无从辨认，唯中国诗人笔下的红莲白莲紫莲黄莲悄悄来到脑际间。周敦颐的《爱莲说》未曾将莲花描摹尽致，就有王昌龄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杭州的十里荷塘，天香暗逐，接天的无穷碧叶，映日的红荷，“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所有这一切的莲声莲色莲姿莲态，都好写，可有谁写过莫奈笔下的睡莲么？
提起莫奈，原来就远远不止荷叶、荷花。一泽荷池，只是这位印象派宗师晚年的主要灵感。早在1873年，他就以一幅《日出印象》，将古典主义弄得天翻地覆。他和所有印象派画家，都被指为“视网膜病患者”，而一代画风，就在暴风雨般的指责、嘲讽和谩骂声中诞生了。
这里使用“诞生”两字，法国人认为理所当然，印象派产生于法国，早已成为定论。但英国人呢？是否口服心服，还是心里依然有那么的一点酸溜溜？
记得好些年前，笔者看到英国十九世纪画家蒂尔内（J。 M。W。
Turner）的一幅雾景，心里有过一番震动。王尔德说：“蒂尔内之前，伦敦没有雾。”其实使人惊讶的，倒不完全因为画家着眼的是雾，是海，是风暴，是光，是火，所有人力难以控制的力量，和画家笔下磅礴的气势，更因为他的表现手法走出了实体，以光线和颜色抹去事物的轮廓，表现事物瞬息间的神态，这不就是印象派的手法了么？但是，这些作品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比法国印象派的诞生早了半个世纪以上。怎么可能呀？你就不明白，蒂尔内笔下的1796年的《海上渔夫》，1829年的《卢昂的落日》，1835年的《诺尔汉古堡的日出》，1844年的《雨，雾和速度》，究竟算是些什么东西？如果你胆敢说是印象派，法国人会将你打落水。
当然，法国人对蒂尔内不会视而不见，莫奈本人也不会视而不见。1870年12月，因为他有一幅画在伦敦一个画廊展出而走了一趟伦敦。1871年5月1日，“世界画展”在肯盛顿宫举行，他与皮萨罗一起去参观，对于蒂尔内和康斯坦布莱（Jnstanble）的有着同样风格的作品不会无动于衷。莫奈终其生承认蒂尔内作品对他的冲击。对他们那回参观，作家约弗鲁瓦（G。
Geoffroy）写道：“两个旅人站在国家博物馆的八十张画当中，感到有一种巧遇的战栗，一种交感的警醒性冲击，一种看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已经撩起另一个人注意，且开始付诸实现的欢乐。他们肯定携回勇气，燃起了表现得更丰富，在光线上走得更远的愿望。”
不过，后来那批印象派画家，说什么也只承认从蒂尔内身上得到表达光线的启迪。莫奈还表示“讨厌他太多古典主义的构思”。皮萨罗1903年写道：“蒂尔内和康斯坦布莱的作品给我们予示范的同时，也向我们证实这些画家不通晓对阴影部分的图像分析。在蒂尔内身上，永远是既定的现成效果，一个洞。至于色调的区分，蒂尔内有他突出的地方，但并不恰当和自然。”
法国人还指责蒂尔内颜色的使用轻率，对比过于强烈，追求煽面对艺术品一如面对文学作品，可以各持己见，各人有各人的道理，都可以说得很好。其实我们大可以不必在其他方面苛求蒂尔内和康斯坦布莱，他们在表达光线上起了示范作用已经足够。但是，无论他们起过怎样的先锋作用，名声上永远没法与印象派画家相比，尤其是莫奈。蒂尔内白白在绘画史上进行了一场革命，白白从古典主义中破壳而出，英国人对一派新画风的出现视而不见。蒂尔内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不曾到巴黎来闯世界，让巴黎人将他发现、捧红。而英国人对蒂尔内做了什么？评论文章虽然有出现，但没有独到眼光，水平不高，尤其着眼于负面。比如批评蒂尔内说：“他的疾病使他以荒唐和怪里怪气的颜色来反映世界。这是可悲的。但我们相信使用发疱药或静脉切割放血手术，可以阻止疾病的进展。”或者“蒂尔内的瞳孔有病，但可以把他治好”。
后来法国印象派让某些人指责，所使用的言辞，几乎如出一辙。但法国情况有所不同，画家们在最艰苦的被诋毁被嘲讽时期，都不是孤立的。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头脑清晰人士，明白印象派将是新的具有独创性的接班人，是未来时代所需要的。这些人就是作家，如左拉、马拉美、莫泊桑、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等。艺术上他们不一定很内行，并非专门的评论家，他们只是以直觉来观察，来感觉，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当中，有的人尚未成名，言论无所顾忌。1866年，印象派正处于萌芽状态，为社会所不理解不接受，被一掌挡在所有画展门外，画家的身份被置疑，作品被认为是乱涂鸦。左拉就满腔热情为莫奈、皮萨罗、西斯莱等辩护。1868年，他在报章上谈到莫奈：“他身上有着第一流海景画家的质素。有他自己理解题材的方法。我觉得他对眼下的现实有着很深的情感。”又说：“我看到他对当代题材的热中。如果我赞成他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寻找他的着眼点，我更庆贺他知道怎样画，如何采取准确而诚恳的眼光，属于自然主义的大流派。展现他的才能的是在绘制过程中不可思议的得心应手，一种游刃有余的敏捷，热忱而快捷地理解任何题材。”那时候的左拉尚未成名，只是未来的大作家。
小说家兼戏剧家米尔博也是莫奈热情的捍卫者，他说：“莫奈明白，为达到将自然表达得准确动人，在一片风景中应该画的，并非只是一般的线条或部分细节，或青葱翠绿和场景，而是选择一个时刻，这种时刻能标志出风景的特点：它的瞬息……这种观察用到风景上也用到人物上。人物实际上也是阴影，光线，反光和活动着变化着的东西。主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