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走二里，肩都不换一下。那个时候，哪个不夸他？谁家有个修房造屋垒
猪圈，打个招呼就来了，哪家没找他帮过忙？种了一辈子庄稼，现在动不
得了，落到了这个地步……
他以老人悲惨的处境追问：好人为什么没有好命，恶运为何降临？他既是在为老人鸣不平，也是在诉说自己的满腔悲愤。
可是谁能反对命运呢？面对命运的打击，无以抗争的余忠老汉只有用“良心”来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支撑，以道德上的自我，以高扬道德秩序，来对付命运的无常。在无情的命运面前，良心从来就是人的自我安慰，道德乃是最后一道精神屏障。
这就表明，余忠老汉所显示的善良、慈爱的道德姿态其实是一种防御策略。他的性格，其实是无意识的策略需要所形成的人生态度。当他把用以解决危机的策略理想化，于是顺从、退让就变成了善良、厚道的美德。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做法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强迫性质，一是外在环境的强迫，一是内心深处的自我强迫。他是被迫去做的而不是自动想要去做的。像余忠老汉这样长期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农民，往往形成应付压力和冲突的谦恭、忍让、顺从、温良的策略办法，以此来减轻他们内心的焦虑，并且防止更大的进一步的伤害。为了化解冲突，获取安全感，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压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为了树立自己理想化的道德形象，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和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从实际情形来看，供养五保户老人这样的负担根本是难以承受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他们的幻想中，道德确乎具有高于命运的力量；而且按照传统的观念，“孝道”从来就被认为具有改变命数、换取好运的神奇作用。
为了印证上述看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文富的未婚妻玉秀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姑娘，但是其父嫌贫爱富，竟中途变卦，强迫她嫁给品行不端的包工头石太刚，婚姻的不幸加之对文富的歉疚，使她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后来，文富在三弟文义的耐心启发、开导之下，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和玉秀重新沟通了感情，并且下决心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在这一场婚姻悲剧中，年轻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对感情的忠实，对人的理解和信任令人感动，然而余忠老汉又是如何来对待玉秀的呢？令文义、文富无法理解的是，父亲的态度竟然是决不原谅，决不宽恕。
这难道就是他那个质朴得可以接受很多欺骗，宽厚得可以承受很多不
该承受的负担，容纳很多不该容纳的坏人坏事，仁慈得见了比自己更不幸
的人就恨不得脱了裤子给别人穿的单纯的父亲吗？可是现在，”为了维护
自己脸上和家庭的一点点可怜的面子，他竟然对一个钟情于自己儿子的善
良、温柔、不幸的女人，难以容纳。竟然可以置亲生儿子的幸福于不顾，
固执得近于愚顽，并且说出了许多伤害别人的、如俗话所说：“牛都踩不
烂”的话，这又是多么可怕的、复杂的人性啊！
这表明，余忠老汉的善良、仁慈和宽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选择、有条件的。
下面再来看看与“生养”对称的情节：“死葬”。
乡干部陈民政死后，余忠老汉让三个儿子跟他一起去为死者送葬。儿子们心头不愿意，老汉就教育他们说：“他这辈子虽然没办成啥大事，可也算是把心交给了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能做无情无义的人！”
描写祭奠的仪式场面只有很少的一点篇幅，却意外地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
父子四人一齐弯下腰，为陈民政磕起头来。
正磕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啜泣。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送葬的村民，
不知啥时候，在他们身后跪成了一片，一边跟着他们磕头，一边抽泣。父
子四人一见，鼻子一酸，也情不自禁地洒起了泪水。慢慢地，这抽泣蔓延
开来，不一时，竟变成了“嘤嘤”的恸哭声。这让人心碎的哭声久久地飘
扬在坟头上空，安慰着陈民政的灵魂。
这个场面之所以催人泪下，动人心魄，乃是情感的充分蓄积和情节汇聚酝酿所形成的结果，是陈民政的悲剧命运和余忠老汉一家（以及乡里农民）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对读者心灵的强大冲击。
陈民政何许人也？在余忠老汉的眼中，他是一个把心交给老百姓的人。他身患重病，家徒四壁，长年在田间地头，四处奔走。结果是一辈子没有给农民办成什么事，反而坑了农民，招来怨恨，到头来抱憾而终，死不瞑目。他也是一个受到命运无端捉弄的人，在农民的不幸和他的悲剧之间形成了反讽式的缠绕。于是陈民政之死在情节上造成了一个转折。因为在此之前，为了要写出接二连三的灾祸，就得让余忠老汉挺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主人公没有丝毫的喘息之机，而读者则必须跟随情节的推进，不断地去关注事件本身——它的发生、变化和结果，阅读过程一直处于紧张、压抑的状态之中。陈民政之死既是进程的一个转折，又是一个暂时的中断——就像激荡涌流的山溪，注满一池深潭，终至决口，宣泄而出。
因此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余忠老汉带着儿子们来给陈民政磕头，祭礼，不仅仅表明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作品也不仅仅是以此场面来表现他对别人的同情，来描写他的善良，而且还有着深藏的内涵。送葬的祭礼，作为乡土社会中依然存留的古老仪式，不过是一种隐秘的文本，而在仪式中活着的却是现实的生灵。通过这个仪式，人们完成生与死的交接，实现生者与死者的对话。表达生者的诉求，聆听死者在天之灵的允诺。
也即是说，余忠老汉祭奠死去的陈民政，不单寄托了他对亡灵的悼念和悲悯，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在对死者的哀悼中，也在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恸哭。“嘤嘤”的哭声传达出来的是无助的悲苦。我们看见，在陈民政的新坟和农民的头上，依然笼罩着挥不去的命运的阴影。
“生养”和“死葬”既是小说中的两个重要情节，也是刻画余忠老汉形象的关键之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确实具有相当的深度，他不仅写出了这个老农民性格的复杂性和心理的潜意识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性真实。
2。乡干部陈民政
前文已有述及，陈民政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个“配角”，着墨很少，却极具神韵，给人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若以感人、动情的立刻感觉来评判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可以认为，陈民政称得上是《余忠老汉的儿女们》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这个形象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感人的程度，产生出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效果，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作品把人物放置于一种无奈而企望有为、但又终究无为的矛盾情境中，既表现了人性的尊严和不屈的精神，又写出了人的局限、生命的脆弱和无力。
陈民政是一个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基层干部，如果把他也算作一个“官”的话，那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末等官”了。作为一个天天和农民打交道的驻村干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真心实意地希望农民兄弟过上好的日子。另一方面，作为上级指示的具体执行者，他又必须推行上级的一切主张。“末等官”的地位使他没有自主的权力，只有贯彻和执行的使命。对上面的错误决策、工作上的失误乃至官僚主义的瞎指挥，从道理上讲，他没有承担的责任。但是计划失败，事情没办好，他又不能不对农民心怀歉疚。他的处境使他直接面对农民，对农民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格外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是在这种两难、无奈的处境中度过的，他的人生轨迹就像是绕着一个怪圈兜圈子：他愈是同情农民，就愈是希望把工作做好；可是他愈是卖力，事情反而弄得愈加糟糕。作品以一个反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在行动者、行为和苦难的后果这三者的循环关系中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质。这三者的关系正是表现为：
一个人物只有因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而受苦时，才是悲剧人物；一个行
为只有把痛苦加在这个行动者身上，才是悲剧行为；一种苦难只有来自这
位受难者本人的行为时才是悲剧苦难。
——引自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第49页
因此我们看到，陈民政这个形象既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现实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同时又写出了一种深沉的人生况味，尤其难得的是写出一种命运感。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中，众多的人物共同构筑了作品的命运主题，而陈民政却是将这一场命运悲剧演绎得最为精采的角色。
所谓命运感，是指一种阅读心理体验，它不是认同于宿命的力量，不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是在荒诞无情的命运中引发出对于生命悲剧的自觉意识和思考，在对命运的感悟中获得精神的净化。
平常我们所谓的“人物命运”，其实只是“人物经历”的一种习惯说法，要写出人生的命运感，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写出命运悲剧的那一份独特的意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陈民政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作者切身的生活体验和长时间在艺术上的积累密切相关。
贺享雍一直生活在农村，并且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对陈民政这类人的处境非常熟悉，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在贺享雍的自传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妨抄在这里：
1989年5月，在组织的关怀下，我由端泥饭碗的乡文化干事，提拔为家
乡的乡党委副书记，这是我当“官”生涯的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面对
老百姓干些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干的活儿，一面又给
父老乡亲干些实事，在乡亲们的怨恨中不断增厚对那片土地的血肉联系。
没有亲身经历，讲不出这样的话，同样，没有深切的体验，也写不出陈民政这样的人物。
其次，如前所述，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动笔以前，贺享雍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已经写出一系列的“末等官”，陈民政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上述形象的综合，是艺术上不断积聚的结晶。贺享雍在刻画这个人物时，看似写得毫不用力，着墨很少，并不刻意而为，其实是厚积薄发、长期孕育的结果，这一点，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的。
3。余家老大文忠
余忠老汉的大儿子文忠是一个老实而又软弱的人。与精明强悍的三弟文义相比，他显得又愚笨、又胆小；与性格相似的二弟文富相比，他又多了几分自以为是，少了几分自知之明。他总是不幸运，处处触霉头，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脱不了丢脸、受辱的份儿。这些都与他两面矛盾的性格有关，既自尊、又自卑，既胆小怕事，又死要面子。因为自卑，他在当官的面前不自觉地就会产生敬畏，甚至巴结的心理；因为自尊，以致他时时处处想显示男子汉的气魄，让人瞧得起自己。
作品中多次写到文忠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