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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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荣誉-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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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仓,那个哥萨克人就锁在里头的玉米仓里。附近站着好几个农民,正在大声说话。虽然他们讲的是俄语,但我还是听得出他们虚张声势在这个敌人面前吹牛。一群农妇和孩子也到处走动;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全都安静了下来。有一个人举着孩子透过窗户上的木头窗棂看里头的俘虏,看见我进来,赶紧把孩子放下来,后退了几步。我朝玉米仓里头张望。那个哥萨克脸朝下,躺在撒满谷壳的地板上。他的脑袋旁边有一大堆令人作呕的食物碎屑——有蔬菜的茎叶,发霉的土豆皮,一些不知名的动物骨头——是这些人像喂狗一样扔进去的,落在他身边。但是可以看出他一点都没吃。谷仓很暖和,有大捆的干草御寒,又有旁边牛栏里的牲口给这儿加温。可是那个脸色苍白的哥萨克人冷冷地看着我。“这里有谁会讲法语吗?”我问那些农民,心想他们讲法语的可能性比德语更大。 
  “我会。会一点点,”一个老头回答道。 
  “问问那个哥萨克人他感觉如何。” 
  那个老头看看我,又看看他的伙伴,最后拖着脚走到谷仓跟前,仿佛里头有毒蛇一样,冲着里面喊了几句什么。那个哥萨克人抬起头,乜斜着眼;那个老农民结结巴巴地把几个单词拼凑在一起。听到老人说话,那个哥萨克人望着我,然后回答了几句什么。他和老人交谈了几句,两个人似乎相互听不大懂。我凭印象推测他们讲的是近亲关系的两种语言。最后老农民转身向我说:“他说他的肚子疼。” 
  “他吃什么了吗?”老人又转向那个哥萨克人,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不,你告诉我,你知道。” 
  “吃了什么?啊,吃了什么……吃了,不多,我想。” 
  我转身就往回走,但是在谷仓门口又停了下来。“你们这儿有烂苹果吗?发霉的,长虫子的那种。”那个老农民瞪着我,我不等他点头就说:“找一些,送给我!还有盐、温水,多弄一些。一个桶。一个木盆。现在就找来,送到我的房间。我就在那个屋子里,拐角的那间。” 
  我在走廊里就听到戈尔洛夫的喊叫声,一进门就看到比阿特丽斯弯着腰,站在床边,眼睛里充满了焦虑。我解开斗篷,脱掉上衣,卷起衬衣袖子。“谢谢你,比阿特丽斯,”我说。“我想你现在应该离开这里了。”   
  《爱情与荣誉》第十六章(3)   
  “你要干什么?” 
  “戈尔洛夫给人下了毒,毒性很慢,是一点点地下的。他时好时坏,我自己也拿不准。我想下毒的人是想让他慢慢地恶化,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是谋杀了。上帝!那个人在哪里呢?”我朝门口皱了皱眉。 
  “谁在哪里?” 
  “那个老农民!他要给我送东西来的。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戈尔洛夫在过去两天里硬撑着做了几件大事,结果当时情绪激动,事后就呕吐不已。我想正是这样才使他活到现在!”我发现她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瞧,比阿特丽斯,我的父亲是看马的,他看管许多马。不管是好马还是孬马,到了吃东西的时候都是傻瓜。它们可能吃错草,就是发霉的草,或者是太嫩的草,吃得又多,足够死几次的。可是每每到这种时候,我父亲总有办法挽救它们。他硬是把马嘴掰开,塞进一根棍子,再用绳子把棍子跟头绑在一起,让马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他就赶马,撵它们跑,这样马肚子里的东西就都吐出来了。” 
  “你也要对戈尔洛夫伯爵……这样吗?”她问。 
  “必须要给他洗胃。” 
  “我来帮你。” 
  “那可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 
  “我知道。”   
  《爱情与荣誉》第十七章(1)   
  那个老农民带着两个帮忙的男孩,把我吩咐的东西送来了。桶里装着苹果,桶又搁在木盆里。两个罐子里是盐水。他们把东西放在地板的中央,然后匆匆离去,眼睛游移,好像害怕的样子——不是害怕躺在床上呻吟的病人,而是害怕那个疯了的人,那个给他们下达这样奇怪命令的军官。我把木盆推到戈尔洛夫的床边,拿出桶,把霉烂的苹果倒在地板上,再把两只水罐里的咸水倒在桶里。“你准备好了吗?”我问比阿特丽斯。 
  她点点头。“为什么一次要这么多水?为什么不用杯子喂他?”她问。她的声音非常温柔,我真为她担心。 
  “因为他得喝水。他必须喝。开始的时候他会主动要喝,但过了一会儿就不想喝了,我们得硬往里灌。我们得拿水去淹他,让他凭直觉往下喝,让他觉得喝水总比淹死了好。” 
  她又点了点头,把一只手放在戈尔洛夫的脖子后面,扶起他的头来。我把装着咸水的木桶凑到他的嘴唇旁,他吸了一口。比阿特丽斯把他的头放了下去。“不,不!”我说。“咱们得把他喂饱,尽量喂饱!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她又扶起他的头,我喊道:“喝水,戈尔洛夫!喝水!” 
  他又喝了几口,然后停住了,好像还没有醒过来。我把桶举得更高,温暖的咸水溢到他的脸颊和鼻子上;他给呛住了,吞了几口,咳了几声,接着又吞了几口。 
  他一头倒在枕头上,眼睛颤动了几下,睁开了。比阿特丽斯又把他托起来。“喝!”我命令他,又给他灌水。他呼哧一下喝了大约一品脱的样子,然后用手臂推开比阿特丽斯和我。他倒了下去,喘息着。 
  “你没事吧?”我对比阿特丽斯说。她又走到床前,一边回答一边把手掌搁在戈尔洛夫的肩膀上,把他按倒在枕头上。我放下桶,抓起一个腐烂得最厉害的苹果,把最臭的那一面直往他鼻孔里塞。开始他的眼皮还是紧闭着的,一下子猛地睁开了。又是咳嗽,又是呛住了,又是喷气,用手使劲地抓着头。他噌地一下子坐了起来,脸上涨得通红,脸颊鼓鼓的。就在他反胃呕吐的时候,我拽了一把他的肩膀,让他的头倒在床沿边那只木盆的上面。 
  “老大炮,这一发炮弹打得不错!”我说。“来吧!咱们再给你装弹药!”他精疲力尽地将脑袋落到枕头上,满头大汗,抬起头来看着我,仿佛听懂了我的话——要不就是害怕听懂我的话。我们又迅速地回到他的身边,他双手乱打,在我的脸颊上来了几记,把比阿特丽斯打翻在地上。她一下子站了起来,把手指硬往他喉咙里塞。戈尔洛夫的眼睛睁得老大。 
  “别,比阿特丽斯,不要把他弄死了,让我来吧!”我大声喊着,笑得发疯似的。“来,你来灌水,我来捉住他。” 
  我把全身的重量压在戈尔洛夫的身上,使劲把他的两只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用力按住。比阿特丽斯给他灌盐水,然后猛地把一个烂苹果往他的鼻孔里塞。他呕吐的时候,我们俩往后一跃,他哇地吐了。 
  我们就这样反复着,大约有一个小时,没准儿有三个小时。反正那个晚上我没有了时间概念。戈尔洛夫的反抗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凶狠。他用最恶毒的语言骂我们俩,说我们要进万劫不复的地狱,还瞪着冒火的眼睛说他要亲眼看见我的心给狼吃了。我想看看他的头脑是否稍微清醒了一点,发疯是否轻微了一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迹象。跟他搏斗了这么长时间,闻到他七窍冒出的臭气,我自己都快要发疯了。 
  夜深了,他不再搏斗。比阿特丽斯和我也不跟他纠缠了。我们远远地站在床边,看着他。 
  戈尔洛夫静静地躺着,用手拍打着。他猛地一转身,大声叫嚷,身子撞疼了就痛苦地呻吟,转过身来仰卧着。他用头使劲地撞枕头,扭着脖子,又吐了。他不顾一切地用身子撞着床,撞累了,再次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比阿特丽斯和我跟戈尔洛夫一样筋疲力尽,我们俩坐在床两边的椅子上,等待着他再次发作。后来我们俩累得不能动弹了,只是观望着。 
  我们四目相对。 
  “他睡着了,”她说。 
  “比阿特丽斯,你……今天是第二次——” 
  她挥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微微摇了摇头。我想对她说她太棒了,可她用手势告诉我她不想听这些话,叫我别说了。我当时意识到其实我自己也不想悄声诉说衷肠,因为我们之间已经在进行着无言的交谈。 
  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坐在那里进行着这种无言的交谈。 
  我眼睛盯着地板,她则看着戈尔洛夫床边的墙壁。最后我看了看病人,说:“他的确睡了。你冷吗?”她没有回答,但跟我一样并不冷。我站起来提着椅子,她也站了起来,拿着她的椅子。我们挪到壁炉旁坐了下来。为了不惊动病人,我们静悄悄地,不是肩并肩,也不是面对面,而是斜对角坐着,都面对着微弱的火苗。 
  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她有话要说,我抢先开了口。“比阿特丽斯,你这么会骑马是怎么学的?” 
  她把刚才要说的什么话撂到了一边,冲我笑了笑,然后又面对着火。“我父亲,”她说。“他是个军人,跟你一样。” 
  “是骑兵吗?”我问。她点了点头。“波兰人很会骑马,很坚强,很凶猛。”   
  《爱情与荣誉》第十七章(2)   
  她轻轻笑了。“他不是波兰人。他是瑞典人。跟随查尔斯十二世与沙皇彼得大帝作战。” 
  一个瑞典人。 
  不等我继续追问,她就讲起了她的身世。 
  “我父亲二十岁的时候,是个骑兵少校,跟随他的国王越过里加进入俄国,跟沙皇打仗。他——” 
  “二十岁,已经是少校了?”我打断她的话。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插话会终止她的叙述。在无言的交流中我们已经约定了要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那他一定是个很卖命的士兵。要不就是个贵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两者兼而有之,”她说。“不过贵族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打起仗来很玩命。他很喜欢骑马、打仗,我想。他说起年轻时候在瑞典的情形,只是说当时他很狂,对打仗如饥似渴。他这样说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当时很蠢,但语气不是很肯定。到后来他……自个儿也闹不明白了。不过他酷爱骑马,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在我们村里,大家都说乌尔瓦乌斯骑着耕田的马也比俄国人骑什么马都快。他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一同被俘的有三千瑞典人。俄国人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送到波兰去,目的是要惩罚这两个国家的人。他在一个森林里的劳动营一干就是十年。后来,沙皇建造船舶要用各种不同的木材,他就被释放了。他碰到了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已经死了两个丈夫。他们结了婚,拥有波兰人极少有的东西……” 
  “爱情?”我试探着问。 
  “爱情在波兰并不稀罕。我是说他们有了一个收成很好的农场。” 
  “呵。” 
  屋子里悄无声息。戈尔洛夫除了胸脯的起伏之外一动也不动,火无声地燃着,发出轻微的劈啪声,犹如梦呓一般。比阿特丽斯的头歪向炉火,身子却坐得很直,火光照着她,从头发到腹部,从膝盖到脚趾。 
  “我父亲死于肺结核,”她说,“那年我十岁。家里其余的人——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无法再维持农场的活计。不过反正也一样,因为女皇不久就把那片土地收归俄罗斯所有。我们的家业连同其他的土地都赐给米特斯基家族,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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