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手足 没有道德和秩序 他完了 他让爱这把火烧过了头 烧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 母亲的身上 和兄弟姐妹的身上 嫂子的头疼又犯了 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 母亲的血压升高了 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 外遇的烦恼 但别人的外遇 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 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 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 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 吼着，去死吧，你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 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 只想当一个杀手
呼啸的子弹——兼谈《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诞生
■ 阿 毛
我是一个有着十多年诗龄的写作者。我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饱蘸着内心幸福或痛苦 的泪与血写的。这其中的过程非一个敏锐者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从不谈论我的任何一 首涛的诞生过程。因为这对于我就像是重新经历一次生或面对一次死。而我不是一个喜
欢在诗歌创作之外面临生死的人，所以我不愿谈论诗，尤其不愿谈论自己的诗。
但是，这次，由不得我不愿意。我的一首诗竟然成了一个风中的靶子，被人一冷枪一
冷枪打来打去。他们射击它的理由竟是“一点都不精练，音乐性更是谈不到的”“庸诗”、
下限诗”。我第一次在2003年5月份的《华夏诗报》看到朱子庆的《无效的新诗传统》中对
《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评论时，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朱子庆对新
诗的发展不是胡闹，就是短视。
批判我的诗是由朱子庆的评论而起（听说后来还有人也写了批评文章，我没有看
到，所以也就不管它了），所以还是让我回到朱子庆的观点上来。他说：“现在的新诗一点
都不精练，音乐性更是谈不到”。
诗当然应该讲究精练。至于音乐性，那要看是什么内容、什么情绪的诗。不能拿着这
样的标准去乱套。一首诗再精练，也不能缩得没有道理、莫明其妙——“哥哥成了家里的
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如此精练，可它说清了什么呢？是“哥哥”为爱的无情，还是
“亲人”的切肤之痛，还是一个“妹妹”的愤怒？这两句，既不抒情，也不叙事，干巴巴的，
一点力量都没有，更谈不上诗的节奏、语调、内在的情绪。而《当哥哥有了外遇》正是它的
批判力震撼了编者和读者。所以我从不质疑为什么有不少人说这首诗写得好，也不奇怪
它为什么人选了2002年诗歌精选的四种版本。这首诗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你任何时
候看，都觉得不能置身事外。这正是这种内容的诗所需要的力量，也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而这种力量应当归功于口语的节奏与语调。我曾经想把外遇这种对于家庭来说近乎
“灾难性事件”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在这种素材上没有诗歌的批判力量
大。既然我是要批判要表现愤怒，我得找最迅疾的子弹。所以我用了诗这个载体。一行，
两行，当然是不够的，十行都远远不够，所以最后我用了四十一行，才觉得舒畅。我非常清
楚，我是在用文字打一场道德战，一场关于亲情的保卫战，这样的战争必须讲究艺术，不
能像一些被弃者，冷不防地刺人一刀或甩人两耳光。我必须调动那些被这种事件牵动的
每一根神经，用强有力的文字传达出它们的情绪与感情，表现这一事件的灾难性或亲人
的愤怒。我在诗里不能有一点儿抒情，更不能有音乐性。因为任何抒情与音乐性都会削弱
这首诗的批判力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人在盛怒或吵架时，他不可能用歌调。那样
太不真实。记得一本书上说，当一个人恨—个人时，最好用他懂得的最土的话骂他。这足
以说明人们在吵架时不可能像唱歌一样。所以要用诗写这样一个愤怒的内容，就只能使
用口语，不能用别的。不能。因为口语得天独厚的在场感和亲和力，使它在日常事件中的
力量非常强大。因此你们看到的这些噼噼啪啪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就是这首《当
哥哥有了外遇》这串愤怒的子弹要达到的效果。
我认为它是成功的。虽然有些诗人在肯定这首诗的诗艺的同时，认为我的思想太传
统太古典，竟然不能理解“哥哥的外遇”。我的回答是“谁能理解那些背弃的嫂子和亲情
呢？”
不是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些过火的爱毁掉一个又一个家
庭。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悲剧。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写作者，她不可能无视这
样的悲剧。所以我在悲愤之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要让这首诗成为一串射向“外遇”这个社会病的子弹。可现在它却成了被人射向
新诗的靶子。真是出人意料啊！像背后的冷枪一样出人意料。
真实的黑暗来自俗世的反面——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而辩
■ 霍俊明
许多文章都涉及到了阿毛的一首诗《当哥哥有了外遇》，如朱子庆就极其尖锐地批 判到——“滔滔四十一行近三百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 马俄真想杀了他。’我搞不明白这种连散文都不够格的东西，怎么能叫诗？它被堂而皇之 地推为‘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美学原则？”（《无效的新诗传统》载 删3年5月25日《华夏诗报》）。
很显然，朱子庆认为《当哥哥有了外遇》是“非诗”、“庸诗”、“伪诗”、“烂诗”，但， 问题是，《当哥哥有了外遇》究竟是怎样的诗？为什么会遭到一些人如此激烈、尖利的质 疑和批判？厘定这首诗的“美学原则”又是什么？
问题由此展开。
朱子庆认为四十多行的《当哥哥有了外遇》用两句话足以说明事理。这是多年功利 性审美定势的惯性力量导致的“镜式诗学”留下的后遗症。这种“镜式诗学”认为在生存 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绝对本质”和“终极真理”，诗人的心灵要像一面忠实于现实的镜 子，使诗歌话语符合这个先验的“真理”和“乌托邦”。而朱子庆仍用“镜式诗学”、“功 利性”的有色眼镜看问题，不免过于“老套”和有了几分滑稽。
笔者认为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是近年来少有的优异的“口语”诗作。不知朱子 庆对于坚、韩东等人的诗持有何等见解？如果以朱子庆的思维，这些诗人的《有关大雁 塔》《尚义街六号》的经典之作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在于诗歌 的本体依据使我们在窥探和厘定的时候，要万分小心、谨慎。阿毛的这首诗关注的是个人 的经验和富有成色的语言事实，揭露了来自俗世反面的真实黑暗。诗人在语感的自然充 溢的流淌中升腾起另一种有意味的具有“背后的黑暗”的阔大场阈和审美生成空间。基 于此，语感和控制语言的优异才能成为诗人呼吸灵魂和世界的惟一可信事实和“实体 性”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这首诗用同是“口语诗人”的韩东的话来说是，“从一首真正 好的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灵魂、他的生活方式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人面对世界只 能是一扇窗户，那就是你自己。我们只能居住在自己的肉体中，任何想脱离它的想法都是 不切实际的。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东西是出于梦境，哪些东西是实际发生了的。但对于一个 人的此时此地，二者并无区分的必要。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诗歌的真实，更重要的它 是心灵的真实。”可见，诗人对诗的要求是——个人性和真实。在《当哥哥有了外遇》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愤怒而又于事无补的灵魂，一颗“愤怒的葡萄”。科技图腾的纵欲主义的 肉感快餐店，饕餮视觉圣宴的赤裸午餐的食色吧台，集约化数字化可缩减性的梦工厂和 好莱坞作坊，在引车卖浆之流涌动的市场的好天气里，“诗人放弃读者，远离时代”的谩 骂声不绝于耳。这首诗决不是与时代无涉的矫情和炒作的伪诗，恰恰相反，事实是它极为 切骨地楔人时代，在非诗的时代展开了诗歌的努力和可能。在法国新小说大师格里耶看 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然而，需要强调的是， 这是任何论断都会被无情打破的泛情时代。《当哥哥有了外遇》无情地撕下世俗最后虚 伪的面纱。作为个体而言，与我们无关的“婚外恋”以及其他更甚的“悲剧”最多是一场 闹剧，是与己无涉的茶余饭后的廉价的长舌妇的“谈资”。在此意义上，世界存在是没有 意义的。然而，可贵的是阿毛将可能的痛苦的“灾难”拉回到我们并不宽裕的生活面前。 它——优异的诗——使我们在与生存的对称和对抗的黑暗视阈返观灵魂，追问存在的种 种可能。诗人在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中有一个极为巧妙的“木马计”。如果诗人在 “哥哥”前加上限定语“我的”，那么这首诗的成色就要大打折扣，正是“哥哥”才会使我 们接受一个残酷的预演的预言性的“灾难”，当有一天，你的哥哥，我的哥哥，他的哥哥， 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了外遇，我们还会像局外人那样的快乐吗，“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在亲 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似前他老老实实爱妻怜子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而全诗最 为震撼使人深深战栗的是诗的最后两节——“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 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 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 个灾难／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这是关于个人真实、生活真 实和时代真实的本己性体验和心灵“小说”，它坦呈了一个常人的私心，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阴暗，而这又恰恰提供了作为接受者的我们检讨、辩难、反思自己的机会，尽管这 机会在“灾难”和“道德裁判”中到来。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缺席。我承认这首诗是 “不纯”的，是容留的诗，它的巨大的胃足以消化我们时代的痼疾和垃圾。诗是个体主体 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 离弃时代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 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 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和照亮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 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能“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
也谈《当哥哥有了外遇》
■ 马俊华
《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写了这样一场家庭变故：因为哥哥有了外遇，一个本来非 常和谐的家庭，就不再和谐了。不仅不再和谐了，而且发生了完全的逆转，充满了灾难。一 场变故，当它与你没有利害关系时，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