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在城市，可以领孩子去看画展，让孩子体味西方油画和中国工笔画的区别、花鸟画与山水画的区别；说出为什么油画宜远看，工笔画宜近瞧。体会了展厅的艺术氛围，也可以到喧嚣的街市转转，观察一下行色匆匆的行人，瞧那刚走出饭店的酒足饭饱者，是怎样红光满面，腆着肚子，用牙签挑着牙缝儿，脸上洋溢着满足。而那外地来的民工，是怎样转转这个地摊，又到另一处讨价还价……
只要父母亲稍稍留心，随时都可以发现“活教材”。记得大概是70年代后期吧，我领孩子在小镇的河边散步，突然听到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噗噗几声后，一个高嗓门喊道：“喂，喂，全体社员同志们，现在，马上到猪圈。啊——这次必须人人到会，商量割青草、压绿肥的事。啊——上级有任务，上至不死的，下至吃屎的，一颗人头五百斤……” 我让孩子驻脚细听，分析这段话有什么语病。孩子马上就找出：“现在”和“马上”两个词重复。“一颗人头五百斤”应该是“不论年龄大小，每个人五百斤草”。我说：还有个重复处，前边如果用了“全体”，后边就不用加“们”了，两个词都是表示多数，这也是重复。
孩子又问：“马上到猪圈”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句不算语病，原来的猪场现在被大队部占用，这在修辞手法上叫“借代”。
回了家，我让孩子就此写一篇文章，孩子不仅顺通了高音喇叭里的病句，还加了自己的评论。
所谓观察，也并非只是用眼睛看。要让孩子尽可能多地调动感官参与活动。
与观察力相应的，就是要提高孩子的感受力。什么是感受力呢？前边讲过，那位小学教师让孩子“写话”，孩子所写的“妈妈早上喂猪，中午喂猪，晚上也喂猪”仅仅是孩子观察到的现象，最后老师问：“妈妈辛苦不辛苦呀？”孩子又加一句“妈妈多辛苦啊！”这就是感受。当然，这种感受还是表层的、肤浅的。所谓提高感受力，就是要提高感受客观事物的力度，情景交融地加进自己的主观色彩。观察的阶段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感受的阶段就是在山水中又寄托了自己的情思。比如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送别时，莺莺唱道：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点点滴滴总是离人泪……这一段之所以叫人回肠荡气，就是因为高空、黄叶、霜林、西风、大雁等众多景物中都有恋人的离愁别恨，景物即人意。尤其“晓来谁染霜林醉”一句，简直妙极。秋天的霜叶，黄叶飘零，宛若满腹愁肠又无处发泄的远行人，醉酒般飘荡无依，这不是莺莺小姐悲叹恋人张君瑞么？而且，其中的“霜”、“西风紧”都有影射的意味。作者感受力强，他笔下无生命的事物都能活灵活现，成为有感情色彩、有喜怒哀乐、有性灵的生命。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是如此。人人熟视无睹的露珠在花瓣上跳动，小鸟突然高飞，在诗人的笔下就能产生惊心动魄的效应；在“花”和“鸟”这样的小事物上，就能寄寓作者国难家愁、感怀时局的大情思，真叫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诗人的独特感受力透纸背，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效果。同样，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JP3〗如青丝暮成雪”，更是气势磅礴，千古绝唱。他的“黄河之水”、“海”、“青丝”、“白发”，都已变成了“叹时光之流逝，叹宇宙之浩渺无穷，叹人生之短暂”的象征物，具有了抽象的意义。这种超越时空、纵横驰骋的想像力，才是感受的最高境界。〖JP〗 当然，中学生处于习作阶段，不能与文学大家相比。但是，对古典或现代的精品美文，一定要会欣赏，多品味。在这一点上，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不高，手怎么会高了呢？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孩子的感受力呢？
第一、在观察中感受，感受后再观察。父母要引导孩子置身于生活，感受人世百态，体验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要停留在口头上，要形成文字。
同时，也要置身于自然，体验自然与人的和谐与对抗。
第二、要讲究阅读质量。中学生课业负担很重，时间宝贵，而这一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容易相互传阅地摊上买来的不健康书籍。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把好阅读质量关。
除了《上下五千年》、《十万个为什么》、《唐诗宋词选》可以作为孩子的常读书籍外，中外文学巨匠的精品美文也应选择一些放在孩子身边。或者父母读过后与孩子谈谈自己的感受，相互交流，体会作品的微言大义和独到之处。 第三、对孩子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点滴感受，要帮他记录下来，鼓励他抽空写成文章。如果与某名家写的是同一题材，要与人家的反复对照比较，找出自己的拙笨处。观察能力、感受能力提高之后，文章的高下就取决于表达力的强弱了。表达力的提高没有诀窍，如果说有，那就是写了琢磨；琢磨了再写。不停地练笔。
第二卷家庭中的帮派意识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在旧社会的封建大家族中，长幼尊卑等级分明，很容易形成团伙帮派。解放后，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巴金笔下封建式的“家”基本不复存在。但潜藏在家庭中的帮派意识却似乎没有彻底根除。家长们在评价孩子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种意识来：
奶奶：“这孩子，到底是我们家的骨血。这个气球就是从他姥姥家带回来的，并且悄悄儿告诉我，别让他舅舅的孩子看见。”这时爷爷的表现一般是欣赏地笑笑。
姥姥：“要不人说‘外孙是狗，吃了就走’呐！任你怎么亲他都不管用。”姥爷这时可能会这样反问：“你还指望他怎样孝敬你哩？”
甚至爸爸和妈妈戏逗孩子也常常这样问：“亲爸爸还是亲妈妈？”“长大挣了钱是给爸爸还是给妈妈？” 除了特别机灵、特别早熟的孩子会回答“都亲”、“都给”外，一般的孩子是从爸爸妈妈中选择一方。因为大人们在很随意的对话中已给了孩子这样的暗示：爸妈是相互对立的两方，奶奶家和姥姥家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如果说这种提问给孩子带来的仅仅是困惑与无所适从的话，家庭中真正意义上的帮派带给孩子的伤害则是全方位的（既有情感的伤害、心理的伤害，又有学习动力的消解）。毋需讳言，这种伤害最严重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好多家庭中出现了“造反”和“保皇”两个派别。记得我的一位好友，她贫农出身的妈妈揭发了“历史反革命”爸爸，工作队的负责人要她在两方之间迅速作出抉择时，她痛苦到了极点。因为她平日是与爸爸共同语言多，感情上更亲近，而此时妈妈却做了“弄潮人”，代表了主流……
当然时代不同了，家庭帮派团伙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家庭成员间难以超越的是金钱的诱惑。
笔者熟识的一对农民夫妇，生有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们赚一笔教育经费，夫妇双双进城打工，把一双儿女留给了家中老人。不料，试工半年之后，女方被留了下来，做了长期工，男方却被解聘，回家继续种地。久而久之，夫妻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种田的丈夫土头土脑，越来越木讷寡言，城里的妻子却纹了眉、染了发，越来越时尚光鲜。两人由差异产生嫌隙，又由嫌隙使矛盾激化。起初是那爸爸对渐渐懂事的女儿说：“你妈妈的钱来路不明！”那妈妈也对儿子说：“俺娃长大别像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后来夫妻频频吵架，家庭中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按孩子们的称谓来划分：
第一个团伙：奶奶、爸爸、姑姑、叔叔。
第二个团伙：姥姥、姥爷、妈妈、舅舅。
两个团伙基本处于冷战状态，不直接对话，但却心照不宣，动不动就向孩子们放冷枪，彼此攻击。
女孩儿大些了，懂得爱美了。听说妈妈回了姥姥家，就欢欢喜喜跑了去，向妈妈要钱，想买副耳钉。姥姥冷不丁说：“不会问你老子要去？衔上冰块化不出水的东西（骂那老子没出息）。”
妈妈给女孩买了耳钉，女孩戴了起来，由不住想照镜子，被奶奶发现，就没好气地说：“上学的女娃打扮得这么油光鲜亮干什么？知道你那‘浪’妈就不会教好！”
学校让交班费，孩子们回家问爸爸和奶奶要钱。
爸爸说：“去城里找你妈妈要！问问她打工到底是给你们挣培养费呢，还是给你舅舅赚娶媳妇的钱？”
奶奶附和说：“她既能买得起耳钉，自然也能交得起班费！”
姑姑也插嘴说：“瞧瞧你妈穿得跟贵夫人似的，你们却像小叫花子！去城里现现眼，叫人们认识认识她是个什么东西！”
对两个帮派的失望和反抗使姐弟间增强了凝聚力，两个小人儿又组成了一个小小团伙。姐姐对弟弟说：“与其央求他们，还不如咱自己动手呢。”她俯身到弟弟耳边说：“姥姥的铺盖垛下，靠墙的死角儿就藏着钱。”于是，两人商定：姐姐望风，弟弟动手，并且拉勾订立了攻守同盟。这样，他们不仅交了班费，还有剩余。
当姥姥发现家中失窃，怀疑到姐弟俩头上时，那钱早就变成孩子们肚里的零食了。而且，两个孩子的嘴一个比一个硬：
“你放钱的时候告诉我们了？谁知道你的钱放在哪里！”
“家中的大活人有的是，为什么就怀疑我们两个！”
当然，最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是奶奶这一方的人，因为他们明知道孩子需要钱，有“作案动机”。但他们却不无快意地保持着沉默。事情过后，他们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私下议论：“且不说娃娃们没拿他家的钱，即便拿了，也没有认错门子。她妈妈打工赚钱，曾填了她娘家多少？逢年过节，姥爷舅舅，几时给过压岁钱？”
言外之意：“拿”得有理。
姐弟俩的反应是冷漠、绝情，不买任何一方的账。奶奶的饭桌上什么好吃就只捡什么吃，早晨起床不叠被、不扫地。当爸爸强迫他俩帮奶奶干家务时，弟弟捅火炉故意荡一屋子灰，姐姐一洗碗就“失手”打盘、打碗……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第二卷高三学生与电视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属于有知识储备的人。如果把这些大道理告诉孩子，他未必能注意，但陈章良的实例却能使他刻骨铭心。
孩子上了高三，有的父母就干脆不让孩子看电视，怕影响学习功课，浪费时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