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记载，刘伯温长着大胡子，身材很高，相貌也很英俊。他为人“慷慨有大节”，说起天下安危之事，总是慷慨激昂，说得头头是道。朱元璋为其才华与激情所动，渐渐地把他当作心腹，每次把他召来时，都会让随从退下，跟他密谋大事。刘伯温也觉得自己遇到了真正的明主，便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
空闲的时候，刘伯温跟朱元璋讲古人为帝王的大道理，朱元璋每次都是洗耳恭听，常常叫刘伯温为“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朱元璋对手下人说：“他真是我的子房（即汉高祖的谋士张良）啊。”他又说：“刘伯温经常以孔子之言引导我。”除了处理军国大事之外，刘伯温写的文章，“气昌而奇”，他与宋濂一起并称为明初一代文宗。
朱元璋身边其他儒士大多也很像刘伯温，如宁海人叶兑，他“以经济自负，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书”。他投书于朱元璋，“列一纲三目，言天下大计”。他自比于韩信见汉高祖，指示楚汉成败，又自比于诸葛亮卧草庐，论天下三分之势。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献上计策之后，又辞官不做。几年以后，朱元璋削平群雄，夺取天下，其步骤次序都与叶兑说的大致相符。你们看，有这些奇人相助，朱元璋如何不胜！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克敌致胜的九字箴言（1）
朱元璋虽然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势力和地盘，但是要在群雄中独占鳌头，进而扫灭群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元璋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避免别人的攻击，要统一天下、称王称帝，但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天下大势如同一盘棋局，需要拿出超人的智慧和勇气才能赢下来。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七月，朱元璋见到了学士朱升。朱元璋打下徽州后，听说了朱升在当地的大名，于是亲自跑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天下大计。
朱升虽然身居草野，但无时不在关注着天下大势。作为儒者，他希望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能够有机会施展他的方略，他向朱元璋献上了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短短的九字箴言，提出了三项策略，也正是朱元璋整日苦思冥想想要得到的答案。也许，在朱元璋的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谋划，但还没有做到条理清楚，还没能有明确的表述。朱升的九字箴言一出口，朱元璋顿时豁然开朗，感到这正是自己要说而没能说出来的话，于是大为赞同。二人一拍即合，均感相见恨晚。
朱升的九字箴言是一套完整的战略，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朱元璋努力践行这九字箴言，从此一步步走向成功。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回忆当年与朱升见面的情景时说：“兵会新安，尔（指朱升）察历数，观天文，择主（指朱元璋自己）就聘。首陈三策，朕实嘉行。”
那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又是怎样的策略呢？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军事力量，保住自己的地盘，防守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强经济实力，以充足的给养支持军队和政权；不要过早地暴露称王称帝的意图，不到时机成熟决不轻易出击，以避免遭到竞争对手的嫉恨和攻击。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红巾军将领刘福通迎韩林儿为皇帝，建立大宋政权，建都亳州，年号龙凤，并派使者四出发布文告，联络各地的红巾军。这年五月，郭子兴已死，大宋政权封其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妻子的弟弟张天佑和朱元璋二人为副元帅。
其时郭天叙年幼，张天佑有勇无谋，所以，朱元璋实际上已控制了这支军队。同年九月，郭天叙和张天佑在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时被杀，朱元璋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都元帅。第二年（即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了集庆路，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从此，应天府成了他夺取全国政权的根据地。这个时候，应天四面受敌，地位不稳。朱元璋采纳“高筑墙”之策，时刻注意防止敌人来犯。如何保住这块根据地，就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再说“广积粮”。由于连年战乱，农业荒废，加上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粮食短缺的现象出现。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打婺州路，从宁国经过徽州时，召见了儒士唐仲实。朱元璋向他咨询时务，问道：“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唐仲实回答说：“这些皇帝，都以不随便杀人为统治原则，所以能平定天下。”他称赞了朱元璋不妄杀人的统治原则，但又指出，朱元璋从老百姓那里拿的太多，老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
朱元璋听了这话说，你说得很对，但我的积蓄少，开支又大，向百姓征收粮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但是我征收的东西都是带兵作战所必须的，没有一丝一毫是为了我自己。老百姓的劳苦我是知道的，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想办法让他们得到休息。
不过，朱元璋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也更加注意在用兵时尽量减少百姓的负担。怎样减少呢？根本出路就是让军队自行生产，就是在所占领的地区开展屯田种粮的活动。
为了开展屯田种粮的活动，朱元璋下令说：“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又说：“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种植粮食，以供军需。
一年后，康茂才屯田所得粮为一万五千石，余粮七千石。几年下来，朱元璋不但有了充足的军粮，而且贮存了不少储备。军士屯田的收获使朱元璋军队的实力大增，因此也有能力一再明令停止或减少向各州县征粮，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这不仅消除了百姓的疑虑和恐惧，而且让朱元璋的政权进一步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所辖区域内的商业活动加强了管理，以增加财政实力。他还设立了盐法局，规定商人贩盐要二十取一，作为税收；又下令建立茶法，规定商人须凭茶引，即经营凭证才可以贩卖茶叶，每卖茶叶一百斤，须向官府交纳二百钱，以资军饷。他下令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铜钱，与历代铜钱同时作为流通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朱元璋的经济实力因而不断壮大，这使朱元璋的统治基础更加牢固，他的雄厚财力成为控制所辖区域、不断扩大地盘的强有力支柱。
至于“缓称王”，则是一种策略，一种韬晦之计。
朱元璋虽然胸怀大志，但是表面看起来总是甘居人下。在他有了一定的实力，成为小明王韩林儿旗下一路军马的都元帅后，一直没有自立旗号，而是继续使用大宋龙凤年号，奉小明王韩林儿为主。
朱元璋攻下集庆后，又先后攻下了镇江、广德，地盘不断扩大，积蓄了相当的实力。小明王提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又被升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又被进封为吴国公。这个时候，虽然朱元璋的势力已不可小视，但他还是甘心居于小明王之下，使用龙凤年号，而此时各路有势力的反元武装都纷纷自立，称王称帝。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克敌致胜的九字箴言（2）
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迎立徐寿辉为汉王；第二年，他又杀死徐寿辉，自己称帝。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称帝，建大夏国。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相反，朱元璋一直记着朱升“缓称王”的话，不到时机成熟绝不称王。这一点，连足智多谋的刘伯温都有点替他着急——《明史·刘基传》里记载：“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既然小明王韩林儿是主，朱元璋军中有个规矩，每到新年，都要在中书省摆设小明王韩林儿的御座，朱元璋带领大家向御座行礼。
不料，这时只有刘伯温拒绝行礼，还说：“一个放牛的小孩子，奉他有什么用！”其实，朱元璋当然也有称王之心，但他不急于称王，而是“缓称王”。这么做，不仅避免自己过早地成为各路豪杰攻击的目标，而且利用了人们对小明王的迷信，增强了自己的号召力。《明史·韩林儿传》里说：“时太祖以孤军保一城（指和阳），而林儿称宋后，四方响应，遂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老一辈的中国人对明初儒生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应该不会感到太陌生——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方针，他的直接灵感就是来自于明初的历史。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局势做出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显得那样简单、平易，但却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的。
朱元璋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护自己，避免消耗自己的实力，就要在各股政治势力之间周旋。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将领刘福通兵分三路，北伐元军。刘福通军东路攻入山东，中路经保定、大同进入塞北，攻入上都，西路进入四川，进攻甘肃、宁夏等地，刘福通本人也带兵攻入汴梁。一时间，“所在兵起，势相连接”，但各路北伐的红巾军也因此付出极大代价，最后相继失败。
然而，朱元璋此时却在划地自保，躲在后面，一直在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始终量力而行，尽量避免与元军发生正面冲突。不仅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部与元军将领察罕帖木儿部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暧昧。察罕帖木儿是元廷悍将，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元朝得以暂时不亡，多赖察罕帖木儿支撑。察罕帖木儿趁山东各路豪强相互攻杀之机，挥兵东进，一路所向披靡，无可抵挡。面对气势强盛的察罕帖木儿，朱元璋于该年八月派遣使者，致书察罕帖木儿，要跟他拉拢关系。
十月，察罕帖木儿攻克济南，元廷面临的危急形势一时大为好转。察罕帖木儿向朝廷报告了朱元璋军的动向，朝廷认为朱元璋可以争取，便于第二年派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从大都（今北京）出发，走海路到庆元，要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并赐以龙衣、御酒。而此时，朱元璋刚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
但很不巧的是，《明史》里说，元朝的诏书刚到达江东，察罕帖木儿就被人刺杀了，整个战局的形势顿时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不着再讨好察罕帖木儿，因此就没有接受元朝的任命。不过也有人认为，朱元璋遣使察罕帖木儿，可能曾经萌发过降元之意，但我们从他的胸怀和后来的表现看，朱元璋联络察罕帖木儿，不过是为了借通好来减缓他的军队对自己的压力。
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廓扩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