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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挑起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但偏偏是他，因为行善而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他的主要事迹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亚地区的战后重建，以及他所领导的量子基金，对多项慈善活动的大力支持。此种行为在中国也很多，大多带有商业色彩，因而惯性思维的中国记者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回答：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我遵守规则，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因为有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是索罗斯，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
按规则办事，这就够了。
经济和道德，实际上是两个范畴，虽然有所交叉，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谁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场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约束，让不仁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不仁的愿望不能实现。富人们仁不仁，不仅是人心好不好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健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第一篇 他的麻烦富人需要规范
有一位2001年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前五十名的富豪，曾经痛心疾首的回忆到他的一段经历，当年公司发展很快，财务上不太规范，结果被内部亲信钻了空子，大肆卷逃、转移、贪污，造成巨额损失。总结经验教训，富豪猛醒，规范的财务制度是一个公司健康成长的保证，不要想去钻政策的空子，你想钻政策的空子，别人就会钻你的空子，那种“肉烂了在锅里”的想法，常常是姑息养奸，创业之初也许实用，做大以后，就必须规范化，以制度管理人，约束人了。
这是一个企业家的肺腑之言。
很多小型的公司，一方面是没有能力请到高水平的会计，但更多的时候，是故意把账目搞乱，目的很简单，无非是想掩盖真相，让税务局或者合伙人无从查证，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危机。
真相既然掩盖了，外人不方便掌握，你自己也同样不方便。企业尚小时，业务不多，人员单纯，一切都在你亲自掌握中，还可以保持心明眼亮，但企业一大，头绪渐多，你越来越不可能一手遮天，不规范的制度，就成了企业自身的隐患，让你千疮百孔。
凡要掩盖真相，必定意味着真相不可告人，为社会所不容。但纸岂能包住火，一旦把纸烧穿，不仅是难看的问题，说不定是灾难性的毁灭，还不如趁早，把火种掐熄。
贪官总是在一些小人物、小事情上翻船，越小的事情越不容易注意，百密难免一疏，一失足成千古恨。越大的企业越不能在小事上犯糊涂，授人以柄，等于自杀。当年克林顿就为了一个小小的白宫实习生，搞得多狼狈，还不是因为有了什么拽在别人手里。克林顿的教训不可忘记。
后来，那个富人学乖了，老实做账，老实纳税，虽然支出多了些，但他说这是应该付出的成本，企业能健康安全的发展，比什么都好，就好比做蛋糕，蛋糕做大了，多切一点出去，也不影响从总的来看，吃到肚里的更多了。
这原本是一笔简单的账。
规范的财务制度是一个公司健康成长的保证，不要想去钻政策的空子，你想钻政策的空子，别人就会钻你的空子，那种“肉烂了在锅里”的想法，常常是姑息养奸，
第一篇 他的麻烦仇富不是办法
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大多数人并没有过得更好。
现在的中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赢家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一个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博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而社会生产却可以把蛋糕做大，即使分配并不均衡，也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解决贫富分化，简单地杀富济贫肯定是不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认为，改善贫富悬殊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让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绝对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大量公有财产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口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国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第一篇 他的麻烦富人的安全感
俗话说在商言商，但在商之人，并非一味的只言商，人之于社会，就像鱼之于水，水质恶化，鱼就呼吸困难，人要想生活得好，也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富人的钱，其实是取之于社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环境对他尤为重要。商人为什么应酬多？并非都是在谈生意。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场，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影响，能量越大，影响的范围越广，影响的力量越强，如果以他为核心画一个圆，能量越大的人，圆周越大，与社会接确的面也越宽，需要培植的环境就更复杂。
人类最初是不懂得保护环境的，只知道索取，什么东西有用就只管用，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刚富起来的人，也不大懂得环境的重要，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被人视为势利小人。创业之初的势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形势严峻，容不得心慈手软，而且他也实在没有多少可以失去，可以忧虑的。
现在的人类重视环保，是因为环境的恶化，已经危及了自身的安全，取之无度，最后就是取无可取。说到底，环保也是个功利的事情。
当富人终于也像人类一样，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昌盛，身上的负担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安全因素也就多起来了。
富人赚钱越多，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越大，富人的财富，就越来越成为话题，让他听着就揪心。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太被人惦记不是个好事。于是富人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人慈祥可亲的印象，时不时还得施舍几个，让穷人的愤怒化为感激。蚀财免灾，主动拿出来总比被迫拿出来好。
每年人大、政协开会，都会有很多富人露脸，他们向来视时间为金钱，但尽管这个会不赚钱，他们还是开得很积极，并没有浪费时间的感觉。富人只有钱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一种政治地位，不仅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还有更多的安全感。
富人身边的不安全因素，除了已经取得的财富，可能招致的觊觎，还有他自身在竞争中面临的风险。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事业本身。
越快的车越危险，发展越快的企业风险越大。如果某个企业家发展到某个时刻就嘎然而止，把事业兑换成金钱，从此告老还乡，那笔巨款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几乎谈不上多大风险。但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事业一旦发展起来，人就像绑上了战车，想下也下不来了。一路拚杀的结果，也许是更加辉煌，也许是血本无归，人生就是这样。
富人再富，永远都在焦虑之中，永远没有安全感。所以富人就算有很多钱可以保养身体，头发还是白得快，只是染过以后，外人发现不了而已。
富人再富，永远都在焦虑之中，永远没有安全感。所以富人就算有很多钱可以保养身体，头发还是白得快，只是染过以后，外人发现不了而已。
第一篇 他的麻烦万恶的富人
富人可恶，因为事实摆在那里，很多富人确实是罪大恶极的。
古人说，大财后面必有大恶，这话似乎打击面太广，我们不妨改成温和一点的句式：很多大财后面往往都有罪恶，以免掉入逻辑的陷阱。
这些富人的可恶，首先是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厦门远华案，涉及的走私金额高达400多亿人民币，走私范围包括化工、油品、汽车、百货，应有尽有。据官方资料，1997年赖昌星走私高峰期间，走私的成品油竟占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市场，单是漏税，就达200亿元人民币，仅仅就这一个赖昌星，对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用“巨大”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何况中国还有多少个李昌星、王昌星，挖出来的和没有挖出来的，造成的损失只能说是“无法估量”。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赖昌星，据说早年还捡过破烂，我们可以推测，是怎样的雄心壮志，支持他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国第一大走私犯的位置。他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出人头地的追求，他确实也做到了，有消息说，赖昌星在厦门、香港和海外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有100亿港元以上，单在香港的房产就值30多亿港元。 以他这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