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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任教半年，深感大陆和台湾的相似之处极多。就以散文的发展轨迹看，两岸基本上暗合，不愧是同根生。五六十年代，政府的文化体制对文学控制得非常严实。就以余光中来说，他的散文中的珍品是思乡小品，但凡是他的思乡小品中，人称一律用“他”，而不用“我”。开始我不理解，明明“我”思乡，为什么要用“他”，多别扭。到了台湾才知道，那时候的气氛多恐怖，你这样浓烈的思“对岸的”“乡”，弄不好就要扯出些事情来，所以换成“他”，保险些，别扭虽别扭，读者还是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思乡就是“我”思乡。而陈冠学的一段经历恰恰又和大陆暗合。陈冠学是台湾屏东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教师和编辑。七十年代初毅然弃职重归故乡田园。这有些像我们大陆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不过，我们要早一些，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七十年代是砸“土围子”，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驱逐出所谓的“彼得堡”。我躬逢其时，也是在这个时候被逐到农村。但和陈冠学不同，他是主动为之，我们是被动为之。那时主动为之，像陈冠学那样自愿去农村的也有，就是邢燕子、董加耕这样的英雄。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陈冠学是文学还乡精神还乡，邢燕子等是政治还乡。陈冠学还乡，不是作秀，不像某些晚明文人的经常故为僻执偏至的危行狂语，例如登山时，假装在草丛中睡觉，以表示自己的疏放；初春寒冻，跳入湖中游泳，自夸豪爽，而冷气入骨，得了脚气病。他是货真价实的，自食其力，真刀真枪，因而有了《大地的事》这一文学果实。
台湾散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发生了剧烈的蜕变。有学者指出：“观察五十年代以降的台湾散文发展，八十、九十年代显然是变化最剧烈的阶段。”这和大陆散文的发展又呈现某种暗合。大陆散文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真正开始破除杨朔、刘白羽等创建的宏大抒情模式，走进抒情多元化的时代。而台湾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社会日益开放，经济迅猛发展，资讯传播事业的兴旺，促使散文开始不满足于六十年代时余光中、杨牧等倡导的诗化散文，开始多元化的拓展。
这仅是从文体本身的艺术蜕变而言，倘若深入散文作家内心精神的蜕变考察，八十年代中期这条分界线就会变得模糊起来。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交叉融会而成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学创作的主体的精神蜕变，而且常常是文化创作的主体的精神变化在先。尤其是散文，它是心灵自由的艺术。从这点考察，以台湾散文家精神的蜕变来说，应向前推移到七十年代。陈冠学皈依田园山林就是一种蜕变，还有一个是三毛，她毅然投身到撒哈拉沙漠。这种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自由即选择。在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是一个被人反复解读而不厌的词语，曾经流行过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等等，但对陈冠学、三毛而言，这些自由主义流派似乎都很难和他们的选择对上号。因为他们的选择，和政治无关，和经济也绝缘，仅是一种生存状态的选择，仅是一种心灵渴望的结果。因此这种选择在当时来看，是一种极端，是一种反常，是一种叛逆，是一种浪漫。从他们后来的散文创作实践看，这种选择富有经典性。
陈冠学的极端选择终极目标是对自由的追求。他的极端选择富有革命意义。其表现在，一是自由至上，是对精神的完全自由的追求，是对一切束缚的破除，突出的表现在对“乡”的态度上。陈冠学皈依山林，并不是对“乡”的认同，他要用他的行动，证明人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还有另一种活法。他和三毛不同的是，他的选择是对尘世间经过彻底的检讨、感到绝望后，以绝对的手段皈依山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求得新生。自由的选择获得了硕果，“大自然毕竟是无限的富有，这里不啻是千万颗真珠！当然我最富有，这一切都是上天赠给诗人的，若我也算得上是诗人的话。其实，人间也只有像我这样置身在这晶莹的晨野里的人，才配称为诗人，你说是不是？总之，那催我出去的感应力，果然发于这一片灵秀，转了这么一圈，我的生活更加晶莹了。”（页五）《大地的事》的灵魂，正是精神的自由自在。陈冠学的极端选择的另一个革命意义，是对“自我”的彻底的认同和张扬。这一层的意义，他并不是运用宣言和口号来显示的，而是以他自身的行动和实践来彰显的。陈冠学融于山林，他的行动本身，一是摆脱束缚，义无反顾，在生存状态上彻底解脱社会的束缚，这种解脱的本身就意味着失去对社会的依赖，是一种牺牲，正是用这种牺牲来实现自我的独立，成为“自由人”；二是对自我的自信，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实现自我。尽管陈冠学的选择仅是一个阶段的过程，但这阶段性的过程所体现的生命价值指向，极为生动和美丽。由此产生的散文也就富有魅力，陈冠学笔下的山林虫鸟，也都各有个性，神采逼人。
所以，陈冠学的极端选择，以及他们的散文对台湾的散文发展来说，一方面是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预示。终结和预示都聚焦在散文家的主体身上：散文家将摆脱束缚，卓然独立，以“自由人”的身份抒情写志。或许在当时，他们的选择、他们的行动，仅是凤毛麟角，在社会看来，还是一种异类，但他们预示的倾向却是势不可挡：自由至上，将成为散文精神时尚。散文创作主体的身份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虽则他们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经历也各异，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由人自居。自由人将成为散文家的一种主体形象，从这一层意义上考察，陈冠学是台湾承上启下的散文家。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范培松 ：推荐序一（2）
在人欲横流的时代，陈冠学的田园散文的出现，无疑是个神话。对于陈冠学为何弃职从农、离都返乡的前因后果，所见材料不多。从《大地的事》中的不多表述来考察，既不是陶渊明的“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文革”中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受迫害去乡村的“五七”干校的放逐，更不是他个人生活中遇到挫折，为躲避什么回乡等等。他平静地返乡，自然又自然，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田园将芜，胡不归？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家六口——包括牛、狗、猫、两只鸡。虽也可称作自我放逐，但无怨无哀无怒无愁，也没有知识分子患的孤独寂寞通病，真正融于山水自然田园。这种融并不是无欲的修行，而是一种真正享受：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虽则，在《大地的事》中也透露出对都市的厌恶：“依照理想标准，……最好是一平方公里五人至十人，不能超过十人。只有在这个限度下，人才有真正的自由之可言，才有真正的尊严之可言，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人的自由尊严都受到了折扣。听说一些所谓文明国家，实际密度达到一千五百人以上，那简直成了猪圈里的猪，厕所里的蛆，称不得是人了，真不知道那是文明呢？野蛮呢？实际上每个城镇，密度都超过此数，那是自我作践。”（页二二）因拥挤而弃都大概是陈冠华返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就这个原因而言，也较为中性，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一种曲折闪现，并没有形成功利、倾向的纠葛。因此，陈冠学返乡的原因称得上是没有被胁迫的出于本性的纯粹，没有丝毫的失意，如此也就决定了他返乡后的生活起居和创作的纯粹，陈冠学是纯粹的返乡实现了返乡后的纯粹，真是凭借这种纯粹，打破了数千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是空前绝后。纯粹的返乡难，返乡后的纯粹更难，《大地的事》的经典意义也就在于此。
田园散文和乡土散文有别。乡土散文作者生于乡村就业于都市，在“乡”与“城”的对立观照中滋生了怀乡情绪，以“客”的眼光追溯颂扬肯定“乡”的昔日。而田园散文的作者虽则也生于乡村就业于都市，但他们又返“乡”并扎根于“乡”，成为“乡”的主人——地道的农民，并以“主人”的姿态审视今日田园的一切，“跳出尘世，以隐逸心态面对大自然，笔下的山林田园被抽离出来，又被放大特写。”［1］不过，虽跳出尘世却又不避世，他们非常“入世”，但这个“世”是和城市相对的田园山林，它既客观的——田园山林，又是精神主观的——“我竟是居住在无限的花园里，居住在图画中，我是多么富有，多么幸福啊！”（页九一）山林田园成了一种绝对的抽象。《大地的事》中除了偶尔对暴风雨袭击田园的描写表示恐怖以外，田园几乎成为完美的天堂。所以，作者的主人姿态是在享受这种绝对的完美中表示满足，“大自然毕竟是无限的富有，这里不啻是千万颗真珠！当然我最富有，这一切都是上天赠给诗人的。”（页五）满足产生感恩，当牛为作者劳作，他都感激，“说是人类感激畜生，或有点儿不合常情，但这是事实。……虽是天注定，心存感激是应该的。若一切事情都认为当然，未免太没心肝了。”（页一五）“满足”和“感恩”是对一切为了占有的不厌足的欲望的拒绝，这就是《大地的事》的纯粹的理念的两大支柱。作者对此发挥到了极致，如此描述：“农人的特征在于有个纯朴的心，因有一颗纯朴的心，才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含哺而照，鼓腹而游，而不奢求，不贪欲，过着无所不足，劳力而不劳心的安祥生活，而和田园打成一片。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厌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祥生活，不止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不定期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页九）这是作者成为真正农民后的一种升华，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最朴实的注释，是以纯粹的心享受到纯粹的乐。如此：
…一定神，这才听见田野里传来土蜢的夜鸣。此刻是九点半，此物自黄昏六点起，足足振动了三个半钟头的薄翅，真有那份劲儿，可也真迷人！（页六）
一早打开门，出去给牛放草，新奇地看见一只橛鸟（蓝矶鸫），停在牛涤上，见了向我敬礼；不细察就知道是雌的，果然腹下没有赤狐色。此鸟据往年的观察，差不多都在中秋节的时候到，且是雌的先到，雄的总要迟上十天八天。它们是很有礼貌的鸟，任何时候都可看到它们在向四周围鞠躬，母的全身灰色鳞羽，微带蓝色；公的腹下的显眼的赤狐色，头背粉蓝鳞羽。（页三八）
……（猫头鹰）的鸣声很特别，一声gù ——，大概要停八秒至十三秒，然后再一声gù ——。在寂静的夜里听来很有诗意。本来想出去给牛放夜草，去喂花狗，这一下却不敢出去了，一出去必定飞了。反正听见猫头鹰的鸣声，照例看书时放下书，洗涤时停了洗涤，躺着之时停了思维，一心只沉迷在它好声音所开出的深遂之境，乃是我的老习惯，赤牛哥和花狗只好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