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在一起了。
问一声阿婆，你走了二十年了，这一路你走得可好？
以往每一年的今天我都对你说：阿婆，我给你买了一双尼龙袜子。今年我却要告诉你，街上又流行全棉制品了，人们又穿回你说的那种洋袜了，那种你穿了一生的袜子。
阿婆，一双答应了你又没能给你买的尼龙袜，让我悔了二十年，也让我痛了二十年。它还会继续折磨我的。日子越久，年龄越长，心里的刺痛就越深。
这痛，不仅是为了你对我付出了全部而我却没能好好孝敬你的这份后悔，更是为了你曾给过我的那份教养。
从小到大，我受你的影响最深。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女人。是你教给了我作为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所有品质，所有性格，甚至包括女红。
从小你就用你的身体力行教导我，一个女人要做到让人喜爱，要做到像个女人，就一定要有女性，要有母性。如果说，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无论成功、失败、挫折、坎坷，都没能让我变得粗糙，没能让我身上属于女人的东西流失掉，那是因为你早给我规范了一个基本定位。那些古典的烙印已成为我禀性的一部分，使我始终是一个活得细腻而认真的女人。
你本就是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又念佛吃长素，所以你总是告诫我，要与人为善。还记得背一个香袋随你去普陀山进香。香袋太长，我太小。背着它，香袋长长的一直拖到我的脚面。你指着刻在岩石上的巨大“忍”字，告诉我做人要“忍”，告诉我为什么要“忍”。
这是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字，忍。
阿婆，虽然你从不开口，可我知道你对我的期待是双倍的。今天，我有没有可以告慰你？
叫一声老爸，如果你还活着，我该叫你老头了吧。
还是那句每年都对你说的话：爸，我现在很少说谎了。我不能说我句句是实，一点也不撒谎，做一个演员，一个时时面对社会的单身女子，总有一些时候要说一些不那么由衷的话。可我还是尽可能地说实话，说真话，不说谎。
我知道，不说谎地做人，是你对我最大的期待。你一直希望我不要有那种劣习。你希望你女儿能做大事。
家里没有男孩子，我是你的长女，你对我的期望埋得很深，寄予得很高。那时我小，不懂得这些。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你从不打妹妹，可你打我，为我做错事。
我怕你，挨了打还有点恨你。我就总是对你阳奉阴违，只要在你面上混得过去，只要不挨打。可那一个巴掌我没能逃过。这一个巴掌，我记了一生。
那本是件小事。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你们就让我每天放学后去游泳锻炼。游泳池离家两站路，你们总是给我一角钱坐车。那天我回来时没坐车。我用五分钱买了根冰棍，一路东张西望，磨磨蹭蹭地逛回了家。
回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等我回来吃晚饭，等得非常着急。
见了我，妈妈劈头就问我坐车了没有。她是怕我给人拐了。
我不敢说出实情，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当然坐了。
你放下筷子，指着我的长辫子，说，你的头发都已经干了。
我哑口无言，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没再多问我一句，就一个巴掌，把我从桌子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
你当时说，没有一个男孩子不吹牛的，没有一个女孩子不撒谎的，可你就是要改改我这个毛病，否则我将来做不成大事。
第二天，你让我带着五个红红的手指印去上学。你要我告诉同学，我为什么会挨你的打，原因要说得真真的，也不许撒谎。
那时候，我真恨你。可那以后我真没敢再撒谎。
后来，你就走了。你是自杀的，在那个年代里。那一年，我十岁。
老实说，失去你，不像后来失去外婆那样，让我那么伤心，那么悲痛。我甚至没为你掉过一滴眼泪。只是一种空白。长大后，就更知道，这是一段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永远的空白。
爸，今天的我，已远远超出了你当初对我的期望了吧。站在你面前，我觉得心安。你呢？是不是也安心了呢？
只是，我真心希望我的身边还能有一个在我做错事的时候打我巴掌教我做人的你，活着。
夜已降临。白色的大丽菊在黯淡的暮色里怒放得格外鲜明。菊花是一种特别的花，丝丝缕缕的花瓣，重重复复。每一丝，每一缕，都是我们彼此的牵挂，彼此的思念。
阿婆，爸爸，我把你们带回家来了。我愿意陪伴着你们，也愿意你们守护着我。更希望你们在天上，能时时看着你们还在尘世的亲人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你们，是我们的守望天使。
十 无法哭泣
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
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不时“轰”地一下，冒出分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巳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镶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有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