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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０日夜，中国第３５军反攻五原，激战两天，全歼日军特务机关和伪蒙军，击毙水川伊夫中将、大桥大佐及桑原中佐。日驻蒙军再派第２６师团和骑兵集团驰援，于２６日突入五原，但中国军队依托五加河顽强抗击，日军不敢久留，２７日后又撤回包头。第八战区冬季攻势至此结束。此次战役共击毙伪蒙军３０００余人，受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嘉奖。
（七） 第 九 战 区
第九战区各部队自１２月中旬开始各向当面日军展开攻势。其中第１５集团军５个师于１２月１２日向粤汉路北段岳阳及以东地区攻击，第２７集团军６个师对通山、崇阳、蒲圻攻击，包围了日军第６师团若干分散据点，日军第４０师团一部于１８日从崇阳向第６师团增援。双方激战，持续到２４日。在赣北和南浔路方面，第３０集团军４个师向武宁、奉新的日军第３３师团进攻，第１９集团军５个师向靖安、南昌的日军第３４师团进攻，给日军一定打击，破坏了若干交通设施。
第十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均无较大动作。整个冬季攻势至１９４０年１月底、２月间结束，共歼日军数万人（日军战史承认仅第１１军即伤亡８０００多人），使兵力、财力、物力已痛感困乏的日本更加剧了消耗。
三、 作 战 简 析
此次冬季攻势，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行动，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势，改变了此前消极防御（单纯防御）的作战模式，加进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内容，更充实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表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此次攻势还检验了中国第一、二期整军的效果，锻炼了部队，进一步暴露了日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弱点，反映出双方力量的消长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而且这次冬季攻势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展开的，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日军战史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还认为：“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
蒋介石在总结这次冬季攻势时强调：“战略战术要主动。湘北会战（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战斗方式完全不同，以前取守势，现在取攻势……以前顾虑兵力，节省兵力，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现在则不能再消极，因敌人已到粤汉、平汉以西地区，乃我们转守为攻时期。惟有积极牺牲，始有成功希望。以后须以全力取攻势。”〔５〕
这本来是中国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良好开端，但蒋介石及军事当局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在后来的６年中，直到抗战结束，再没有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攻势。蒋介石反复强调的“须以全力取攻势”成了一句空话，又退回到“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的消极持久战略中去。
这次冬季攻势中也存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如有些战区根本没有按统一计划行动，只求苟安自保、我行我素；有些战区以优势兵力已构成对日军某些孤立且只有一两个小队守备的据点的严密包围，本来可以攻克，或因攻击决心不强，或因兵力使用不当，结果也未攻克。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１１军在当时的总结中不无讽刺地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７１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６〕
注释：
〔１〕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印，（一）第１８３页。
〔２〕同〔１〕，第１９３页。
〔３〕〔４〕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民国２９年３月１日机密日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上）第１００页。
〔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０８—９０９页。
〔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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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枣、宜会战日军的战役企图及作战指导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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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底至１９４０年初，中国方面所发动的冬季攻势和对南宁昆仑关的反攻，使日军感到中国方面仍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日军认为只有给中国以更大的军事打击，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此为基点，结合政治谋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从中国拔出脚来，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作出有力的反应。因此，还在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期间，负有机动作战任务的日军第１１军就计划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复性反击作战。这一计划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支持，并与大本营进行了反复交涉。
第１１军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其会战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５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１〕４月７日，第１１军又据此制定更为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这时冈村宁次已经调走，第１１军司令官由关东军第７师团长园部和一郎接任。４月１０日，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４２６号命令批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目前任务，可在５、６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实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战地区的作战。”〔２〕
日军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着武汉的部队约有５０个师，其主力部署于鄂西北的汉水（其上游亦称襄河）两岸地区，进攻宜昌，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４８０公里，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但攻克宜昌后是否保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事先未作出决定。
为求达成上述任务，第１１军决心将其所属７个师团、４个旅团７个师团、４个旅团分别为第３、第４６、第４０、第３３、第３４、第１３、第３９师团，第１４旅团、第１８旅团、临时混成第１０１旅团及野战重炮兵第６旅团。其中４个师团和１个旅团在江南，３个师团和２个旅团及炮兵旅团在江北。各以小部兵力留置现地担任守备，尽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第１３军所属的第１５、第２２师团各抽调１个支队（相当于旅团）配属给第１１军。此外，还有第３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１遣华舰队及第２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参战兵力近２０万人。这样，枣宜会战就成了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园部和一郎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第一阶段进攻计划的作战方针是：以机动神速的进攻，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以北地区，尔后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地区压缩并歼灭之。其兵力部署是：令第３师团（配属第４０师团的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第３４师团的２个步兵大队）由信阳经明港至唐河左旋，进攻新野南白河地区与樊城附近，与第１３师团会合，切断第五战区主力向北的退路；令第１３师团（配属第１５师团的４个步兵大队，第２２师团的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沿大洪山以西汉水东岸北进，迂回包围樊城一带第五战区主力，与第３师团协同作战；令第３９师团（配属第６师团的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于随县正面展开，当两翼师团形成包围后，从中路向枣阳进攻，与第３、第１３师团协同，歼灭包围圈内第五战区的第１１集团军。为了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江南各师团在进攻开始前对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在枣阳地区作战时，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使中国军队放松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并制造假命令，故意丢失。预定５月１日开始进攻。
预定第二阶段的兵力部署是：第３师团从襄阳、宜城之间汉水弯曲处附近渡河，向当阳前进，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３９师团于宜城附近渡河，进入荆门；第１３师团于沙洋镇附近渡河，经十里铺进出至河溶附近，尔后伺机攻占宜昌。
二、 中国军队的战役企图、作战方针和部署
中国方面在１９４０年３月间就已获悉日军第１１军有从信阳、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４月１０日，蒋介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指出：“对敌进犯沙、宜，应迅即预行部署，准备先发制敌……第五战区应乘敌进犯沙、宜企图渐趋明显以前，行先发制敌攻击。以汤恩伯、王缵绪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山）钟（祥）、汉（阳）宜（城）路之敌攻击，并由襄（阳）花（园）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其攻击开始时机，由战区密切注视敌情，适机断然实施，但须于四月中旬末完成攻击诸准备。”〔３〕
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西进企图不在于占领宜昌或襄、樊，而是要在襄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第五战区主力，然后即行回撤，恢复战前态势，如同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基于这一判断，４月１７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李宗仁等，进一步指出：
“一、 我军应于敌军尚未进犯之前先发制敌。汤恩伯部以极小数部队，分数个单位，仍向襄花路正面对敌佯动与侦察敌情，其他主力即由现地出发，速向平靖关、武胜关方面空隙地区取捷径挺进，再由该地区向南，即（向）广水、应山或花园、安陆之敌进攻……压迫威胁敌军之后方根据地汉口，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