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19—120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27。精神之个人主义（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听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语甚精。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太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容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容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乃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1—153页）
［解析］
毛泽东这大段批语，无疑是借题发挥，反映出他当时的主导思想。他把小我与大我结合在一起，认为，从宇宙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宇宙是由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因此，自我即是宇宙。它们是基础和整体的关系，没有自我，就没有宇宙，所以，个人、自我，“有无上之价值”。同样的道理，在国家、社会、团体这样一些具体的组织结构中，个人、自我的价值，也高于一切，它们无非是个人、自我的结合形式，或表现形式。在另一处的批语中，毛泽东还说：“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据此思路，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自然是“恶”，“罪莫大焉。”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明显是对当时由《新青年》引发的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28。人类一大我，利己为基础（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敌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敌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日人类一大我也，而日生类一大我也，而日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吉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有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41—144页）
［解析］
在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上，泡尔生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认为只知利己，毫不利他，是不可能的。在泡尔生看来，为人处事，在“我”与“他”的关系上“未有不两两相关者”，人们的选择，无非是较偏于这方或那方，但二者不可能完全脱节。由此，泡尔生据其二元论宇宙观，提出“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论述，认为不必讳言“自利”，说“利己”并非不好，人己两利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利己。他的逻辑推论是：
任何动物，从其幼时开始，都是“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从思维方式来看，“我”是“万事万念之中心”，做什么事情，都是从“我”这个中心出发的，利他的事情，也是因为所要利的这个“他”同我有关系，才去“利”的。
具体说来，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人确实有利己与利他两种感情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但从根本上说，“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己是不可克服的天性，如果以“人己并举”立说，“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矣”；被那些自私透顶的家伙钻空子，是为“大伪”。把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念虽小犹真也”。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无论是强调“仁者爱人”的儒家，还是主张“兼爱”的墨家，表面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但实质上，则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为起点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同样有一个先后秩序，有一个“推己及人”的逻辑转换过程。如先修身正己立志才能平天下，先爱自己的父母双亲才爱天下人，先爱自我才去爱天下万物，先有夫妇之道才有天地之道等。毛泽东接连引用了《礼记·中庸》、《大学》、《孟子·尽心上》中的观点，来说明以利己为出发点来利他的观点。
再从人们的行为动机来看，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人己两利的实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需求。青年毛泽东认为，无论是群体道德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还是个体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都说明人们采用利他手段来达到利己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初民及民之初”，并不了解在群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冲动和意志要采取兼利他人的方式，而是以“粹然利己”的手段来利己，尽管在这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践中总不能真正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才明显选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活矣”。
确立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目的，是惩恶扬善，这一点，青年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