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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展望
展望一下未来，我们的纯文学将走向一个什么方向？呈现什么态势？也许不是多余的。从更广大的意义上看，纯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而可视为生命的延进状态，是生命如何发展和表达的问题。文学问题从来关涉到人类的生存现状，体现着人类能否对美和善一直向往和追求的恒久决心，以及这个决心能否持续下去。世界从诞生的那时起就出现了两种力量，一种是生存的力量，一种是垂死的力量。后一种力量不顾后果，只讲当世，那是一种疯狂攫取和消耗的欲望。生存的力量是不断创造的信心和恒念，目光长远，试图使生命得到延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可持续性发展”。
这两种力量是基本的。还有另外一些力量，它们复杂地综合，决定着人类的发展。但最重要的还是那两种力量。我们现在讲的人类追求善和美，追求完美的那种永不悔疚的固执，就源于生存下去的力量。纯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力。只要人类存在，纯文学就会存在，只要人类发展，纯文学就会发展。它的前景如果是乐观的话，那么起码会有四个理由：
一、少数茁壮成长者
代表一个民族的丰碑式的作家，只会是少数。有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作家团体的令人绝望，或近距离地考察当代文学所引起的不快和沮丧，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能对一个团体寄予过高的期望，〃作家〃两个字也不是职业意义，它虽然是崇高伟岸的，但不能保证跟具体的作家打交道会引起类似的感觉。品质、仪表，直到言谈举止，整个的素养也许非常令人失望。再看具体的协会或类似的艺术团体，你甚至会觉得平庸肮脏到不堪入目。这也正常，实际上非常自然。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艺术家是很少的。他们是人类当中很特殊的一部分人、一种能力、一种灵魂。但是既然要成立一个团体，就要有一定的量，你就不得不把那些相对有一些爱好和要求的、具有一定表达能力的人全都收罗起来。剩下的问题就只能留给时间了。因为都在路上，眼前取代不了未来，尽管眼前也有慧眼。一个民族一个时期只能产生极少数独特的人，而我们当代人的尴尬是要把它当成一个职业，这样一划分必然要混进一些骗子、懒汉，甚至是流氓。
所以考察一个时期的文学，完全不必失望。每个时期肯定能够产生出自己的作家，时下也是一样。因为整个精神背景的混乱，整个物质环境的干扰，整个的无序，这一切都会作为一种背景意义，去支持真正的作家。他们正在目击体验，让时代化为养料，加以消化，使其成长为精神之树。一个混乱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如果还是处在文革或建国初期那种精神一律舆论一律，处在非常刻板的环境中，作家就完全失去了真实的自由的创造，更不能把个体生命的巨大创造力焕发出来。
同样的道理，我们一直指责西方的混乱，指责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可是他们却产生了自己的顶尖作家，在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家科学家非常多。就因为整个社会腐殖土很厚，烂掉的东西很多，有腐殖土才能长出旺盛的植物。现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现状，其实很利于精神的生长。
二、仍然左右精神趣味
虽然目前的通俗娱乐制品、电视网络等对人的吸引力十分强大，牵引着大众兴趣，但最终发展下去，它将因为无力自我更新和发展，不会走向自身的深刻，没有更强大的力量潜在母体里，而只会是一味的重复，是量的增加，呈现一种蜕化式繁殖过程。随着遗留下的垃圾越来越多，人们的感观刺激将走入深度厌烦期。当然另一些娱乐方式还在花样翻新地产生，但总体上看仍然是在同一种浮浅层次上的延续。
真正有魔力的仍然是精确深刻的文字，是它居高临下的照射。而文字最不可思议的结晶就是纯文学作品。由此看，左右一个时期的精神趣味的，成为艺术和风尚内核的，依然是那些占领了精神和艺术制高点的纯文学写作。因为只有这些写作才始终具有思想的严谨性和艺术的独特性，以及不可复制不可重复的意义。真正的诗人和小说家会像哲学家思想家一样，存在并居于民族精神的中心位置。
三 、汉语是大语种
纯文学作家的生存除了精神的基础，还要有物质的基础。比如说在一个小语种里，做一个纯文学作家可能更其困难，因为生存困难。作家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而小语种包容纯文学的能力就差一些，可以说十分吃力。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度，纯文学的辉煌不能轻言，但生存并不困难。一个纯文学作家应该找到自己的读者。
一种语言的支持力会让一个作家在坚持中感受到。这种感受是重要的吗？当然。这种支持力是以一定范围内的不间断的阅读来表现的。所以语种的大小在这里也就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有人也许会对这个条件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其实在具体的写作者那里是非常之重要的。他的文字如果失去了阅读，仅靠所谓的极度的超然和高阔，靠这些一直走下来，恐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们所说的物质决定意义，不仅是现实生存层面上的，也还有一个思想的生存问题。
寻找读者和寻找作家是一回事。有多少语言的密度，就有多少语言的艺术创造密度。人的心灵在语言中显现，既然我们不能忽略人本身，也就无法忽略一个语种的覆盖率。象形文字不仅使用广泛，而且更有一种联想的特质。比起拼音文字，它当少一些数字时代的气味，少一些光纤的气味。汉语是天然的诗的语言，汉字可以在数字时代中不解风情地独自存在下去。
剩下的事情还是那句老话，即坚持自己的道路，走下去，顺着时间推延。真正的纯文学就不会时过境迁，而是与时俱进。读者的营养和支持，由此而带来的力量，是难以估计的。
四、儒教文化发源地
中国曾经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东方的文化、儒教，一度是物质主义最强有力的对立面。传统很难一夜消失。所以说东方的文学，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文学，很可能产生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作家、最成功的作家，他们会走得很远，最终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成为这个时代世界上最好的、最优美的、最深刻的文学。
在一种文化的源头上，有一些神秘的规定性。这里是极为执拗的精神王国。这里不是物质的王国。儒教的伟大性，就表现了她强大的伦理意义。儒教当然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可是这并不妨碍她在未来的自己的土地上，发生一些内部的演变和痛苦。这种痛苦将首先是伦理方面的，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最强大的助力，一种千变万化的可能性尽在其中。
比较起儒学，在与物质主义的对立方面，其他的思想哲学体系并不见得更为有力。这是一种感爱，但这是与反省和痛苦连接一起的东西。儒学社会在西方物质主义的进击下怎样处于边缘，其整个过程就是对一种精神的最好注脚。这种精神会死亡吗？它既有自己的土壤，于是就会有一种很自然的生长。
在物质主义成为最强大的声音时，精神必会与之对应。在这个时代，在东方，还有什么精神比儒教的精神更持久更强大？中国既是一个儒教的发源地，那么这里就先自具备了一种优越的条件。中国的文学在这样的土壤之上生长，就有了希望。
从如上四个方面来讲，乐观主义也就产生了。纯文学将有广阔的天地，无限的发展空间，最终还会是生气勃勃，茁壮成长。
正本清源
■ 刘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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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贵在远山县长途汽车客运站蜷曲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穿着皱巴巴的蓝卡机中山服，拖着疲惫的身子，手里拎着一只黑色人造革皮包，向县首脑机关大院走去。这个皮包是十三年前，他当上致富典型户乡政府发给他的，皮包上印的那个”奖”字已经磨成黑灰色了。这个皮包他一直用着，他一般舍不得用，进城的时候他才用。十三年来他上访的时候就一直提着它，里面装着状纸和各级领导批示的复印件。七点半钟的时候，方金贵趁人不注意溜进了县首脑机关办公大楼，躲进了一楼楼梯边上男厕所的一个厕厢内，并把半截门反插上。方金贵今天着意要找到县委书记余德华告状。
县级首脑机关四大家共一个大院，一个办公大楼，一家一层。大院门口设有门卫室，仅一二个门卫，说是门卫，其实也就是勤杂工，站岗、扫地、烧水、送信报、扯野草、传电话，一末搭十杂，烧火带看伢。门卫空档是常有的事，你可趁人不注意溜进去。但溜进去了也不那么轻松，稍不注意被人发现就会被撵出来。
方金贵上访到县首脑机关已有十三年的历史，少说也有两百余次了。开始的时候，县委办、政府办、信访办还接待他，状纸收了，也呈交上去了，说是领导批示了就告诉他处理结果。然而十三年过去了，始终也没等出什么结果来。后来，他又到市里、省里，甚至中央去上访。上面也都有批示，责成县里处理。然而，一到县里就不了了之。上访多了，身体折磨垮了，家庭也折腾穷了，他从一个致富典型户演变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整个人也变成了一个叫化子了。再进首脑机关，就被人看成上访专业户，看成疯老头子了。一些干部见了他，老远就大声吆喝着赶他走，连状纸都不接了。在众多的领导批示中，县委书记余德华就有三次批示，第一次是他当分管政法副书记时写的，第二次是他当县长时写的，第三次是他当县委书记时写的。在方金贵心里，中央、省、市、县领导都很关心老百姓，就是下面的办事人员不得力。他想，省委书记咱找不到，市委书记咱找不到，县委书记总该找得到吧！他还在电视上看到过余书记的面像呢！他那样子特别的和蔼可亲，还常常在春节前后走访贫困户，给老百姓拜年哩！原来他也来找过余书记多次，总是给这个或那个干部从中插上一杠，都没能直接与余书记当面。如果能直接找到他，一定能把自己的问题给办了。然而他又担心，一个县委书记，日理万机，大事缠身，哪有闲空来管我这鸡零狗杂的小事啊！如果找着他不理我么办？但我这案子一拖十三年了，不给我解决我是死不瞑目啊！想到这些他下决心试一试。方金贵听人说，找县里的主要领导每个星期一的上午上班的时候最容易找。于是方金贵头天起早床摸黑上路，从40公里外的岩西村赶到县城，天黑了。为省钱，他就在长途汽车站过了一夜。方金贵告状告了十三年，要告的人是村支书的堂弟方玉堂和县法院执警队长万正奎。十三年前方金贵是远近闻名的柑桔专业户，他大兴柑桔，日子开始富裕了。后来他发现，把柑桔贮藏到春节，运到城里去卖，价格可翻一倍多。头年凭这他就赚了2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