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
——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１０〕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
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
我生于
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
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
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
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
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
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
点为记。
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
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
了。
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
就总归活不久。
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
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
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
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
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１１〕。
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然而，即使从
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
这恰
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
沦亡。
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
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
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１〕《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
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２〕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
他是浙江绍兴人，
与鲁迅相识。
〔３〕《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
上海创刊。
《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
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一九三四年
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５〕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
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
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６〕“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７〕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８〕《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
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
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
国民党政
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
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
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９〕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
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
《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
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１０〕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
臣。
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
方孝孺（１３５７—
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
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
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
遂遭杀害。
〔１１〕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
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
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
“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
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
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
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１２〕北
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
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北五省指当
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
北京通信〔1〕
蕴儒，培良〔2〕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
因为它
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
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
些：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
多。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
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
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
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
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有敢来
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
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
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
可是这一流
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
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
他就活不下去了。
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
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
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
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
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
这监狱在宣
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
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
住在里面，
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
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
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
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
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
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
因为他挂了生
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
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
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
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
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
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
以上的事来。
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
五月八日夜。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当时常为《莽原》周
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
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
墙之下”。
岩墙，危墙。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
意思是
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
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
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
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
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
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
生外出。
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
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
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
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并非闲话（二）〔1〕
向来听说中国人具有大国民的大度，现在看看，也未必然。
但是我们要说得好，
那么，就说好清�